深圳最大的隱憂，不在錯過DeepSeek
時間：25-02-20 來源：虎嗅APP
深圳最大的隱憂，不在錯過DeepSeek
深圳的創新神話正在褪色。
四十年前，深圳蛇口工業區豎起“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用制度破冰點燃中國改革的燎原之火。如今站在前海金融中心頂層，俯瞰這座年輕的城市：一座座摩天大樓直插云霄，車流如織，霓虹閃爍。四十年來，這片土地創造了太多令世界驚嘆的奇跡：從無到有，從小漁村到國際大都市，從電子大廈到華為園區。
但繁華之下，一個深層危機正在悄然蔓延。
不是人才外流，不是空間緊張，甚至不是錯失DeepSeek這樣的明星項目。
當其他城市紛紛在新一輪創新浪潮中找準定位、加速前進時，深圳似乎正在失去那個曾經讓它叱咤風云的制勝法寶。
這座城市最大的隱憂究竟是什么？
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關乎一座城市的命運，也關乎中國創新之路的未來走向。
一
為什么說深圳錯過DeepSeek不意外？從數據看，這是一個“種瓜得瓜”的結果。
雖然深圳去年8月規劃了十大人工智能集聚區，去年12月發布了雄心勃勃的政策，描繪“人工智能先鋒城市”的藍圖，但放眼全國，深圳人工智能進不了前三。
先看全國AI公司的分布：北京遙遙領先，有1869家AI公司，占全國27%；廣東1494家，占21%；上海1081家，占15% [1]。表面上看，深圳所在的廣東好像還不錯，但實際上深圳在AI領域遠遠落后于其他一線城市。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人才數據。北京占全國AI人才的24%，杭州占16.53%，上海占9.78%，而深圳只有可憐的6.18% [2]。杭州一個城市的AI人才就比上海和深圳加起來還多，這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為什么會這樣？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高校瘸腿。AI人才往往選擇在母校所在地創業。清華、北大的AI創業者更愿意留在北京（分別是68%和59%），浙大培養的人才56%留在浙江（比如DeepSeek創始人梁文峰就是浙大出身），上海交大的畢業生61%選擇留在上海 [1]。反觀深圳，缺少頂尖高校作為人才培養基地，先天就輸在起跑線上。
第二是巨頭失血。雖然深圳有騰訊這樣的科技巨頭，但在AI人才培養和輸出方面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數據顯示，騰訊系的AI創業者中，選擇在北京創業的占37%，選擇在廣東的是34%，而且這還是整個廣東省的數據，不是深圳一個城市的。相比之下，阿里系創業者45%選擇留在浙江，百度系創業者69%選擇留在北京，都明顯體現出了總部效應。[1]
北京能靠清北 + 中關村 + 百度系自產自銷，杭州有浙大 + 阿里閉環造血，上海靠交大 + 資本優勢虹吸全國，而深圳看似有騰訊，實則人才、高校、生態三頭漏風。
深圳真正的危機不是錯過一兩個明星項目，而是整個AI創新土壤的貧瘠。當其他城市在拼“創新內循環”時，深圳還在靠外來輸血——這才是比錯過DeepSeek更危險的信號。
二
DeepSeek與深圳擦肩而過，不僅僅是一個偶然的遺憾，更折射出這座城市在創新道路上的深層困境。
深圳創造了令世人驚嘆的速度與財富，但在科技創新的新賽道上，這座城市的基因里似乎缺少了一樣至關重要的東西：能夠孕育顛覆式創新的“慢”文化。
這種缺失體現在三個維度：
首先是創新基因的局限。深圳97%的科技企業奉行“需求導向型創新” [3]，2024年企業研發投入占比高達93.3%，位居全國之首 [4]。這種“市場需求→技術改進→產品迭代”的模式，創造了華為、比亞迪這樣的巨頭，讓深圳企業練就了一身快速商業化的好本領，卻也讓它們更習慣于“從1到N”的漸進創新，而非“從0到1”的顛覆突破。正如DeepSeek創始人梁文峰所言：“架構創新需要承受高失敗成本，這與追求快速回報的商業邏輯存在根本沖突。”
其次是基礎研究的短板。2021年深圳的基礎研究投入占比7.3%，雖然比前一年提高了2.5個百分點 [5]，但低于北京的16% 和上海的9.77% [6]。更讓人擔憂的是，這個數字深圳已經連續三年沒有公開了，而上海在2024年已經增長到了11% [7]，北京依然穩定在16% [8]。
更關鍵的是，深圳90%以上的科研力量集中在企業 [9]，嚴重缺乏能夠支撐長期基礎研究的高校與科研機構。作為唯一沒有“雙一流”高校的一線城市，深圳僅有16所大學，而北京有92所，上海有69所，就連GDP只有深圳11%的呼和浩特都有24所大學。
這就像一個沒有儲備糧的富裕之城。當技術創新進入“無人區”，企業的研發力量再強，投入再大（2021年基礎研究經費增速110.8%，超過全市增速43.4個百分點 [10]），也難以彌補基礎研究的短板。
第三，也是最值得深思的，是城市氛圍與生活成本的雙重壓力。游戲科學的故事格外發人深省——這家深圳注冊的公司，卻選擇在杭州開發《黑神話：悟空》。創始人馮驥的解釋一針見血：“節奏沒有深圳那么快，房價也不太高，大家能夠耐得住性子。”
其他城市的成功案例同樣印證了這一點。成都憑借其溫和包容的生活氛圍和相對低廉的房價，讓創作者能夠沉下心來追求夢想。比如《哪吒2》的制作團隊，正是得益于這種輕松自在的環境，才能靜心打磨五年，最終創造出一部驚艷世界的動畫電影。微信這個改變了中國社交方式的重大創新，也是誕生在生活氛圍相對從容的廣州，而非爭分奪秒的深圳。
反觀深圳，其房價收入比曾在2016年高達38.6，位居全球大城市之首。2005到2015年的十年間，深圳房價整體上漲了7倍 [11]。多少創業者白天路演“顛覆式創新”，晚上偷偷研究深圳灣房價走勢。與此同時，教育資源的短板也日益顯現，三甲醫院數量遠低于北上廣。
這些數據背后揭示了一個深層矛盾：顛覆式創新需要的不僅是資金投入，更需要一種能讓創新者安心潛心研究的城市環境。
某教授提出：“一流創新能力需要一流大學支撐。”但更深層的思考是：一流的創新生態，需要的不僅是實驗室和經費，更需要一種能讓創新者安居樂業、潛心研究的城市氛圍。否則DeepSeek就應該出在北京，而不是在杭州。
在這場沒有終點的創新馬拉松中，深圳需要學會在“快”與“慢”之間找到平衡，讓創新者既能感受到市場的脈動，又能享有潛心研究的時間與空間。
這種轉變尤為緊迫。近年來，深圳正在推動“20+8”產業集群從戰略性新興產業向未來產業升級，這種轉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顛覆式創新的支撐。
然而，在缺乏基礎研究積累、創新生態不夠完善的情況下，這個雄心勃勃的目標能否實現，已經成為懸在深圳頭頂的一個巨大問號。
三
以上，都不是深圳最大的隱憂。
2006年，杭州人汪濤帶著兩個人在深圳蓮花村的民房里艱難創業，最困難時手里只剩2萬塊錢。10年后，大疆占據全球消費級無人機70%的市場份額。
這個故事見證了深圳曾經的創業基因：只要有一個想法，就敢在出租屋里開始造夢。相比之下，今天的深圳似乎正在喪失這種“創新瘋勁”。
2024年雨前顧問在深圳調研，一位當地資深專家道出了殘酷現實：“大疆之后再無深圳創新。”這不是危言聳聽。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正在顯現：深圳的創新基因在悄然變異。
從產業創新的視角深入觀察，一個出人意料的困局正在成型：通過三輪產業升級，深圳鑄就了“華為 - 騰訊 - 比亞迪”的頭部企業矩陣后，卻也釀成了一場“創新資源收割戰”，正在形成一種“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
人才層面，2022年深圳42.85萬研發人員中[12]，僅華為就有11.4萬人 [13]，騰訊也有8萬人 [14]，兩家合計約19.4萬人，就占據了45%。創新的血液，正在向這些巨頭企業過度集中。
土地資源的爭奪更是白熱化。在深圳不到北京1/8的彈丸之地上，一場無聲的“圈地運動”正在上演。以比亞迪為例，2023年一家就拿下了145萬㎡產業用地 [15]，占當年深圳供應產業用地566萬㎡的1/4強 [16]。
這種資源向巨頭傾斜的失衡，正在擠壓創新生態的生存空間。表面上看，深圳擁有136家孵化器，全國第二；但實際可用于創業孵化的空間比例僅54.6%，不僅遠低于北京（75.6%）和上海（71.6%），甚至跌破全國平均線（67.1%）。且深圳孵化器服務用房占比（9.3%）同樣偏低，北京、上海、全國平均水平分別為 13.5%、11.2%、12.2%。[17]
這種扭曲已經開始催生創新外溢：2024年，深圳企業不得不向東莞、惠州要空間，一年就在這兩地拿下58宗產業用地，總面積達192萬㎡ [18]，相當于2023年深圳產業用地的34%。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那位專家說“大疆之后再無深圳創新”并非夸張——當整座城市的創新變成“給巨頭做配套”，當創業者的終極理想變成“被騰訊收購”，深圳早已不是那個在電子大廈倒騰山寨機、在華強北擺攤試電路的冒險者樂園。
這種創新資源“馬太效應”的后果已經顯現。杭州的“六小龍”風頭正勁，不僅DeepSeek選擇了那里，就連宇數科技的機器狗也誕生在那里，這本是深圳的強項。這說明深圳不僅在新賽道上后勁不足，就連傳統優勢領域也在流失創新活力。
現在的問題是：當土地、人才、資本都被裝進“華為 - 騰訊 - 比亞迪”的鐵三角里，深圳還能給下一個汪滔留出瘋魔般折騰的出租屋嗎？
四
比這個問題更嚴重的是，深圳作為改革開放“試驗田”的金字招牌，正在從一個感嘆號變成一個問號。
深圳最寶貴的創新基因是什么？深圳市科技局原副局長周路明一語道破：過去40年，深圳的成功從來不是靠技術領先，而是靠不斷突破體制機制，為創新掃清障礙。
讓我們看看深圳曾經的制度創新有多驚艷：
1987年，18號文引爆“孔雀東南飛”；
1993年，全國首個無形資產評估制度誕生；
1994年，技術入股、技術分紅制度破冰；
1995年，首部商業秘密保護法規護航民企發展；
1999年，高交會模式重構技術交易生態。
這些制度創新，每一項都比一兩個技術突破更有價值。它們共同編織了一張創新者的保護網，讓深圳成為創新者的樂園。
然而，這種制度創新的基因正在流失。早在2015年，一份直通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深圳改革萬言書”就發出警告：
如果只吃改革老本，深圳終將淪為“平庸的城市”。
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也坦言，近年來深圳在重要領域的改革突破寥寥無幾，為全國提供的改革經驗乏善可陳。48條“深圳經驗”，遠不如過去振聾發聵。
面對新經濟業態，深圳科技創新委員會指出，深圳仍在用老思維監管：部門管理碎片化，新型企業難以歸類，“過度監管”與“監管空白”并存。 [19]
周路明認為，深圳逐漸陷入“安全生產模式”，讓不斷發展的創新實踐去適應既有的規則，這一點尤其令人遺憾，如果深圳不能延續制度創新的傳統，對中國創新發展是重大損失。
究其原因，四十年改革積累的利益格局難以打破，多元化的利益群體難以對改革形成共識，這讓那些本該推動改革的部門和人員望而生畏。
這種制度創新動能的衰減，正在動搖深圳創新的根基。如果說人才外流、空間緊張還是表象，那么改革勇氣的喪失才是深層病因：當這座城市不再以先行先試為己任，當創新政策陷入“安全生產模式”，深圳還怎么引領下一輪創新浪潮？
如果說硬件空間的緊張還可以向東莞惠州外溢，那么制度創新精神的喪失，則可能讓深圳在新一輪改革浪潮中失語。
深圳，正在從《封神榜》中敢闖敢拼的小哪吒，蛻變為《西游記》中的天庭將領哪吒。
這，才是深圳最大的隱憂！
摘自-虎嗅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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