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主義”對接“東亞主義”“APEC”角色需適度修正
時間：09-11-11 來源：世紀海翔
“亞太主義”對接“東亞主義”“APEC”角色需適度修正
東亞系列峰會剛剛謝幕，本周末，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又將在新加坡召開。年底，圍繞區域經濟合作的會議云集東亞。而這兩輪峰會卻反映了不同的“區域主義”。前者堪稱以“東亞地區主義”為前提，而后者則以“亞太區域主義”為基礎，折射著“區域合作模式”上的不同理念。
1989年11月9日，作為冷戰標識的柏林墻倒塌，東西陣營的兩大平行市場實現統一，形成了全球大競爭的新形勢。1993年，在西雅圖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了“五點意見”，描繪了亞太區域合作的基本精神，為各國廣為接受，堪稱“APEC精神。”“APEC精神”主張區域合作遵循“多樣性”、“互補性”和“開放性”原則，在推動機制上則強調“松散性”和尊重“平等性”理念。金融危機下，“APEC精神”無疑仍具有時代的適用性與現實意義。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后，“東亞人的東亞”意識上升，“東亞主義”漸趨形成。而1999年WTO西雅圖會議破裂，多邊自由貿易路線受阻，東亞FTA浪潮迭起，“東亞地區主義”形成。自此，“APEC精神”與“東亞地區主義”相得益彰，共同推進地區經濟合作縱深發展。
遺憾的是，作為東亞地區最強的經濟大國，日本的“東亞地區主義”走向了主導“亞洲新秩序”方向，與“亞太主義”格格不入，日本搞“一攬子經濟提攜協定”（EPA）就是一例。日本之所以搞EPA而不是FTA有深層的戰略考慮。第一，根據關貿總協定（GATT）和世貿組織（WTO）的相關規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談判FTA時，發達國家必須將包括農業的全部產業納入自由化范圍。日本為將農業等弱勢領域排除在外，回避使用FTA概念，逃避發達國家責任；第二，日本的戰略目標是主導地區制度一體化，金融貨幣是其戰略優勢所在。日本借EPA將金融資本市場、貿易結算貨幣以及投資規則等納入談判，突出其戰略優勢。其目的是以此建立地區金融、貨幣霸權和地區安全保護屏障。在日本看來，“世界工廠”的中國和“世界市場”的美國正將日本置于中美兩大文明的夾縫，日本文明將被邊緣化，必須通過亞洲制度的“日本化”，沖淡中美影響。顯然，日本嚴重脫離了“APEC精神”。
事實上，“東亞地域主義”的上升，并未導致“亞太主義”的消亡，相反，東亞地區多維依存特點更趨勢明顯。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亞太主義”促成了“亞太經濟合作機制”，形成了“APEC精神”，也使東亞地區合作與全球化并行不悖。而上世紀90年代后期的“東亞經濟奇跡”與“金融危機”，集中反映了“亞太主義”對東亞的雙重影響。東亞的投資導向型增長模式，吸引發達國家企業在東亞建立地區性生產網絡。而從更廣義的地緣概念上看，亞洲經濟發展更依附于“亞太”相互依存的深化。亞太合作模式符合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現實。
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使東亞與世界的依存結構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急劇增加，吸收了東亞各國的出口，成為對美出口的中轉站。在與亞洲貿易中，中國表現了大規模的赤字；但對美貿易上，中國卻表現了空前規模的順差。而在人民幣與美元關系上，中國又扮演了替代東亞各國分散匯兌風險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看，“東亞地區主義”又表現了現實的“中國特色”。
中國經濟融入世界，成為橫亙日美歐的貿易橋梁，帶動東亞經濟對世界依存加深。“世界經濟中的中國經濟”特點日益明顯。“中國特色”的“東亞地區主義”更無法回避與“亞太”的重疊。東亞地區的經濟依存關系帶有多維性格。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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