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物價不是解決通脹根本之道
時間：10-11-17 來源：世紀海翔
控制物價不是解決通脹根本之道
近日，有媒體透露，針對食品價格過快上漲影響居民生活，發改委等部委和地方政府將出臺政策控制食品價格上漲，包括限價、價格補貼以及嚴懲囤積居奇等，尤其加大對炒作棉花和玉米行為的懲罰力度。各省將強化“菜籃子”市長負責制，防止部分大城市蔬菜自給率過低、蔬菜價格因供應不足而漲價過快。如果上漲幅度過大，地方政府或將利用蔬菜基地建設基金等對價格進行補貼，防止繼續上漲。
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上升，意味著生活成本壓力加大。而價格控制是否有助于穩定物價，是件很難說的事。因為價格控制是對流通終端價格的限制，實質上食品的最初生產者在物價上漲階段得益比例并不高，而終端限價將傳遞到生產者這里來，導致生產者在下一階段生產萎縮，這就是典型的計劃經濟狀態：越來控制價格，越需要排隊買東西，最終發展出菜票供應體系。另外，價格控制將是一系列事件，控制A也必須控制B，控制終端產品也必須控制生產原料。更重要的是，即使一方面控制價格，并對供應方進行補貼，但往往做不到“補貼”的精確，即真正的生產者不一定獲得補貼。
還有一種解決通脹的思路是通過提高工資來對抗通脹，即所謂超發貨幣將會提高收入，讓收入增長超過通脹水平。但我們對此表示疑慮。超發本幣只是“通縮”國家的特權。之所以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在面對美元超發并貶值的沖擊時，只選擇對長期或者短期資本流入征收重稅，而不是選擇超發本幣來干預匯率的政策，根本原因在于這些國家已經面臨相當大的通脹壓力，如果選擇超發本幣讓本幣也跟隨美元貶值的方案，那么將很可能嚴重惡化國內資產泡沫和商品通脹，多數國民生活水準將大幅降低，超發貨幣帶來的經濟利益和收入分配，很難在各種人口中均衡兌現，也就是說，超發貨幣往往導致“富者越富、窮者越窮”。
對于中國的政策選擇，除了要考慮在貨幣技術層面，和其他國家相同的貨幣非均衡投放的問題，同時更需要警惕西方貨幣理論生效的社會制度前提。由貨幣發行以及其帶來的經濟利益（收入）分配中，有兩個至關重要的社會制度環節上的基礎設置，決定了西方貨幣理論要在中國發揮功效，必然遭遇巨大障礙。一是，在國民貨幣收入中的政府部門與非政府部門的分配上，西方貨幣理論假設國家的政治制度設計，已經防止了政府（人口）從國民分配中索取過大的份額，從而維護貨幣收入均衡投放；二是，在非政府部門也就是企業部門內部，由于工會制度和自由集體議價行動權的存在，受雇傭階層和勞工群體具有一定的工資定價權，而不是被動接受資方單方定價的任意工資水平，而這多少能夠防止在貨幣收入分配中，少數資方人口在分配中索取過大的份額，從而維護經濟均衡發展。
超發貨幣的流動和分配，不可能脫離由社會制度決定的政府部門與非政府部門之間、資方和受雇傭勞動方之間的分配模式。甚至可以說，對于某些國家，這兩個層面的分配制度，其實從根本上決定了貨幣拉動型的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能不能夠引導工資收入的普遍增長，能不能夠讓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來對抗通脹給社會穩定帶來的沖擊。而中國的現實是，要做到這一點，中國還需要至少較長時間的社會制度改革。當前的貨幣超發在中國，無法實現帶動工資均衡而普遍上漲，相反，中國將承受國內通脹引發的不安定的代價。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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