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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T撥開“蟻族”面紗， 直面社會問題

近日，根據教育部網站公布的一份文件，我國將探索建立高校畢業生就業和重點產業人才供需年度報告制度，健全專業動態調整和預警、退出機制，對就業率連續兩年低于60％的專業，調減招生計劃直至停招。這表明，大學生就業問題已經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關注。政府開始在制度層面尋求破解的方法。

兩年前，廉思出版的《蟻族》一書猶如平地一聲雷，引起了社會各界對在大城市里進退維谷的未就業大學畢業生群體極大的關注。廉思最近又表示“蟻族”已經蔓延至30歲以上的群體，并包括越來越多重點大學畢業生，這一“發現”在過去兩周又引起了一番熱議。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討論卻始終給人隔靴搔癢的感覺：一方面，大家似乎都知道現在有這么一個新的社會弱勢群體了，但他們困境的形成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卻始終沒有挑明，以至于部分評論甚至反過頭來指責這些大學生“求職心態有問題”；另一方面，對制度成因的不求甚解使“蟻族”概念形成兩年以來，形成不了政策議題，推動不了政策回應，倒是不斷“好心做壞事”，例如，廉思筆下的首個“蟻穴”唐家嶺已經被清拆。

或許我們還應該關注一些別的視角。這里，起碼有兩個層次的問題不能回避，首先，“蟻族”概念有什么缺陷？其次，如果不是“蟻族”，那么應該是什么？最近一期的《公共行政評論》里的討論“青年就業”問題的幾篇論文，或許可以為這些反思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參考。

文化學者葉蔭聰指出，“蟻族”概念其實是被研究者（亦即廉思）根據自己所處的社會位置（重點大學畢業生）的身份投射及委托課題的地方政府的治理需要（著眼點是“流動人口管理”）創造出來的。于是，城中村中的高學歷非戶籍人口，盡管沒有共同的價值觀或集體行動，卻無端地成了一“族”。雖然廉思試圖以統計方法為這個群體提出“高智、聚居、弱小”的特征，但卻沒有提供關聯性分析。于是，“蟻族”不是一個嚴格的社會學理論概念，更加沒有與現有理論文獻接上軌，據此作出的政策建議，也只能是治標不治本。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蟻族”的概念掩蓋了當代中國身份的生產與文化資本（例如大學教育）的關系：這些年輕人顯然與同在城中村中聚居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有著不同的身份認同，但其對社會身份的期望卻與現實之間出現嚴重落差，他們會如何質疑社會不平等將是一個長期的隱憂。

那么，“蟻族”的實質究竟是什么呢？溫卓毅與岳經綸的文章認為，以“弱勢大學畢業生”來描述這個群體更為準確，“高智、弱小、聚居”并非妥當的特征概括（例如“聚居”便把散居于城中村以外的人排除在外）。更決定性影響的，是他們在個人生活上的“去家庭化”（離開原生家庭，失去必要的家庭支持網絡）和過高的“商品化”，亦即作為工作地的外來者，所有生活必需只能在市場上購買，無法享受任何公共服務，更遑論社會福利。因此，“蟻族”的真正問題其實是“在職貧窮（working poor）”——亦即哪怕半職甚至全職工作了，其家庭收入仍低于貧困線，無法維持正常生活。

到了大學畢業失業問題突出的今天，我們需要撥開“蟻族”這層面紗，不再把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的問題個人化，而是直接觸及其核心，拷問整個社會對正義的追求：戶籍、工資和就業保障等等的改革，都是如此的不可回避。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