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東西方應對危機的差異看不同經濟表現
時間:12-02-21 來源:新浪財經
從東西方應對危機的差異看不同經濟表現
東西方化解危機的方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可以相互借鑒,避免過度而走向極端從東西方應對危機的差異
去年年底的時候,很多市場人士都擔憂今年全球是否會出現二次探底?歐元區是否會解體?中國熱錢的流出是否會成為制約經濟和貨幣政策的常態?中國是否可以避免硬著陸?
進入2012年已經1月有余,從近期公布的經濟數據來看,無論是海外,還是國內,經濟運行都明顯好于預期。歐元區內部財政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德國經濟表現尤為強勁;美國的房地產、消費、以及就業市場均出現明顯改善。而中國,伴隨著松動政策效果顯現和傳統春節的節日效應,內需保持旺盛,硬著陸的風險也在降低。
當然,盡管國內外經濟都在向好的方向運轉,但是,回顧過去,不難發現,東西方在應對危機的哲學方面卻有著很深刻的不同之處。歐美決策層往往注重先解決最深層矛盾,特別是德國,始終將歐元區財政框架重塑、債務國縮減赤字作為獲得援助的必要內容。然而,如此苛刻的條件,某種程度上也加劇了歐債危機的惡化。經濟下滑,甚至衰退成為了改革必須承受之痛。
中國往往更加注重在增長中解決矛盾,先易后難。盡管經濟增長強勁,但結構性問題矛盾更加突出。可見,這兩種應對方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可以相互借鑒,也應避免過度而走向極端。筆者認為,一旦中國硬著陸風險降低,進行結構性改革的時機便已經成熟。
經歷財政重塑痛苦之余,
歐洲經濟有轉好趨勢
歐元區的整體債務情況為87%左右,遠好于美國的100%,以及日本的233%。并且歐元區沒有貿易順差,靠內部無需通過海外救助便可以化解危機。但為何歐債問題越演越烈?關鍵就在于歐元區是貨幣同盟而非財政同盟這一內生缺陷。
根據《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各國財政必須協調一致,將財政赤字率控制在3%以內,國債負擔率控制在60%以內,并且加入歐元區的國家需要經過一定時間考察。
然而,即便存在此規定,依舊“魚龍混雜”,希臘通過數據造假,而進了歐元區。而一旦進入,其財政問題引發的危機卻需要整個歐元區去救助,否則歐元區可能面臨解體。
看到缺乏財政同盟是歐元區框架的內生缺陷,德國人自危機爆發以來,便希望能夠從源頭上解決這一問題。因此,德國一直反對發行共同債券、反對歐洲央行過度介入,強調將債務國縮減赤字作為獲得援助的必要內容等,都意在如此。
可以看到,經過了長期的艱苦談判,德國人的努力已有所成效,歐元區正朝著財政一體化的路徑邁進。1月底,德國、法國等25個歐盟成員國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通過“財政契約”草案。這項旨在強化財政紀律的政府間條約有望在3月初的歐盟峰會上簽署,以期避免債務危機重演。
而在財政重塑之余,目前歐洲經濟數據也并不悲觀。1月歐元區PMI終值從去年12月的 46.9升至48.8,盡管該數據仍低于50的榮枯分水嶺,但創下五個月來最佳表現。
德國經濟表現突出,1月德國制造業PMI指數報51,高于去年12月的48.4。失業率由去年12 月的6.8%降至6.7%,創1998年以來新低。這樣來看,如果德法經濟沒有大問題,就有較大空間保持歐元區增長。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重塑財政是漫長與痛苦的,特別是在經濟下行階段。如果持續要求債務國縮減赤字,將加大政治風險與經濟衰退的可能。例如,目前希臘便因為無法就采取更多財政改革措施達成一致,而導致歐盟和IMF拒絕向該國提供第二輪的貸款援助。
因此,希臘的政治風險上升之時,對債務國的條件是否過于苛刻,歐債危機是否矯枉過正,是值得反思與改變的。筆者認為,未來化解債務危機,應該汲取教訓,采取更加靈活的措施,避免政策擴大化。
值得肯定的是,歐洲央行已經改變了早前的“動作過小”,轉為更加積極,量化放松的態度也已經十分明顯。去年年底,歐洲央行決定向歐元區銀行提供4891.9億歐元的貸款,有利于為銀行提供流動性,試圖避免大銀行倒閉引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另外,第二輪LTRO也有望在2月底啟動,屆時抵押品的標準可能放寬,期限也可能將延長。二級市場上,歐洲央行也正在研究國債購買計劃的備選方案。
中國硬著陸風險降低,
應適時推進結構性改革
與歐洲人的做法不同,中國解決問題的哲學往往更類似于中醫療法。正如中國決策層在國際上的多次表態,要在經濟增長中解決問題。而這一方式,也得到了國際世界大部分國家的認同。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面對出口下滑、失業提高、經濟下滑的影響,中國政府率先提出4萬億元救市政策,暫時緩解了危機。當然,很多深層次的矛盾并未化解,只是有所拖延。
目前來看,中國硬著陸的風險不大。1月PMI指數為50.5%,比去年12月回升了0.2個百分點,并連續兩月回升至榮枯分界線50%上方,這顯示伴隨著早前過緊的貨幣政策有所松動、中國農歷新年到來,中國經濟中需求與供給均保持平穩態勢,經濟繼續維持“軟著陸”的運行態勢。
從三大需求來看,預計未來一定階段,中國的消費仍有較大潛力,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一是劉易斯拐點出現以后,工資呈現趨勢性上漲;二是轉移支付的加大;三是中國的消費率與金磚四國相比,仍處于較低水平。而伴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區域政策與重點產業政策的落實、保障房建設、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加大,投資回落有限。進出口方面,伴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以及進口與出口同樣回落的局面,預計中國不會出現出口大幅下滑而導致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局面。筆者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長仍會保持較高增速,全年GDP或將達到8.6%,推進結構化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
總之,筆者認為,東西方化解危機的方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可以相互借鑒,避免過度而走向極端。
換位思考,此時恰逢歐債危機越演越烈之時,而歐盟仍不顧反對,強制征收航空碳排放稅、收取銀行稅等緊縮的政策,雖然有助于改革,但時機似乎不合時宜,在中國顯然是不可想象的。筆者認為,中國應該抓住機遇,借助于中國經濟增長較快的時期,加大改革力度,莫讓矛盾積聚。
摘自—新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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