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進入“Double—D”運行期
時間：13-01-15 來源：FT中文網
中國經濟進入“Double—D”運行期
觀察眾家研究機構對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的展望，大體上8%左右的經濟增速預期被大家所共識，同時近期高頻數據也顯示中國經濟增速在經歷連續7個季度減速后，會于2012年4季度止住下跌態勢，初步估計4季度GDP單季同比增速就會回升至8%左右。
但是對于中國經濟而言，由于經濟增長的內涵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十八大報告首次明確指出“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所以即便2013年經濟增速最終如期達到了8%左右，但經濟的短期短暫反彈并不能改變經濟中期調整的軌跡。
筆者曾在《中國經濟轉型下的債路選擇》中指出“按照中國經濟既有的‘4-8’定律，十八大報告提出的‘翻一番’目標可能將于2017年提前完成”，但自2012年11月十八大會議之后，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已經明確表態“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而且十八大設定的“翻一番”目標的時間緯度是10年，即從2013年開始到2020年之前，中國經濟增速只需6%-7%左右即可。而筆者認為，由于維系中國經濟連年高速增長的“雙紅利”因素（內部城鎮化和外部全球化）已經由前期集中釋放階段向拐點期的邊際衰減轉變，而此種經濟內涵的變化是主導未來中國經濟中期運行的核心環節，所以2013年經濟增速即便是達到了8%上下，筆者認為此種恢復更多源于短期性因素，例如庫存周期因素，相應如何區分短期增長慣性和中期調整就成為當下觀察中國經濟的一個關鍵點。
首先，城鎮化對經濟的拉動力趨弱
過去10年間（2002--2011），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速為10.6%，同期中國城鎮化率提高了13.6%（由2001年的37.66%提升至2011年的51.27%，平均每年提升1.4%），過去10年間，常住城鎮人口累積新增2.1億人（剔除人口自然增長的2200萬和4000萬大學畢業生，約有1.4億人由鄉村流向城市，平均每年新增約1400萬），筆者測算的結果是，過去10年，城鎮化率平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相應對GDP的平均增速拉動0.6個百分點。
而伴隨中國城鎮化率的快速提升（中國只用了17年就實現城鎮化率由30%升至50%，美國用了40年、法國用了70年、日本也用了22年），前期建立在勞動力流動基礎上的低人力成本模式已經趨于逆轉的臨界點（劉易斯拐點），那么未來繼續寄希望于農業領域向外轉移勞動力已不太現實。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中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已由10年前的3.66億人降至2.66億人，如果考慮農村人口的年齡結構（所謂“386159”部隊，即農村中的婦女、少年、老年勞動力），可能情況更為嚴重；另外過去10年中中國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了4%，由2002年的82.49%降至2011年的78.39%，其中農業領域勞動參與率的下降是主要因素（10年間下降了12.17%）；在勞動參與率下降的同時，已進入城市的勞動力還要面臨子女入學、醫療養老等問題，因此，勞動力成本趨勢性上升在未來是可見的，相應城鎮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則大不如前，例如2011年，雖然中國城鎮化率較上年提高了1.32%，但對當年9.3%增長的GDP的拉動度已經降至0.4%。
其次，全球化對經濟的拉動力趨弱
按照IMF數據測算，2002-2011年間，中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由5%升至11%，期間全球的出口總額由8萬億美元升至22.3萬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高達11%；同期中國年出口額則由4千億美元升至2.5萬億美元，年均復合增長率更是高達19%。但從10年間，中國出口額的年實際增速變化來看，今后仍寄希望于兩位數的出口增速已不太現實。（預計2012年凈出口對于GDP增速拉動為0，而在2007年，凈出口的拉動為2.6%）
上周中國海關的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出口年同比增速僅為7.9%，其中對美國和歐洲的出口增速分別由上年的14.5%、14.4%回落至8.4%和-6.2%，而歐洲和美國在中國出口額中的比重合計約占4成左右，可見，受危機沖擊，歐美市場對于中國經濟的貢獻度將很難恢復如前，加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還將會對中國的外貿雪上加霜。（據世貿組織測算，保護主義政策導致一年的全球貿易額萎縮6500億美元，占年貿易總額的3.5%）
第三，政府剛性支出得到強化
上述客觀上的兩個趨弱構成了影響未來中國經濟內涵變化的最重要因素，同時政府作為經濟社會的管制者，主觀上仍然需要經濟增速的保持，那么相形之下，中國政府的支出剛性就將會得到強化，尤其是承載著眾多實際經濟職能的地方政府，更是如此。但是目前政府的收入結構則對其職能的履行形成一定制約，例如截至2011年，地方政府的資金來源中有5成左右的資金來源于非財政渠道。
即將履新的新一屆政府已經明確“城鎮化是中國最大內需潛力之所在”，而在土地制度發生根本變化之前，農業的大規模生產經營模式不能馬上付諸實施，相應糧食供給的穩定已制約了新增勞動力的補充能力，同時目前還有超過2億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的農民工，未來城鎮化能否繼續順利推進，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安置橫跨城鄉之間的這2億多人，使之在向城鎮化和工業化提供勞動力的同時，也能享受與有城市戶口居民的同等經濟待遇。
筆者的測算結果顯示，截至2011年，中國政府、企業和居民的杠桿率分別為245%、300%和58%，從2007年算起的4年間，政府杠桿率提升了3%，企業杠桿率提升了50%，居民杠桿率提升了17%。而在經濟運行由高速向低速調整期內，實體經濟的未來現金流難以出現明顯的增加，反而會不時因結構性和周期性因素影響而惡化，因此，在此期間，實體經濟對政府的減稅訴求也相對較高。
在上述兩個要求下，需要政府一方面通過降低其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來給予實體經濟的支持，同時還要進一步擴張其提供公共服務深度和廣度，來滿足不斷增加的市民需求（包括數量和結構兩個方面），因此，未來政府的支出剛性只會得到強化，相應債務收入就自然成為政府重要資金來源。
經過上述分析，可以作出的一個判斷是，未來中國經濟中期調整將沿著“Double—D”的路徑：第一個“D”是指前期城鎮化和全球化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趨弱，導致經濟的降速，即Decelerate；第二個“D”是指經濟結構調整對政府支出的剛性要求和政府對其經濟福利占有的讓渡共同作用下的，政府債務的增加，即Debt。
而在“Double—D”的格局下，如果結構調整步伐能夠盡快適應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那么中國經濟在經歷調整后必將實現更好的發展，即Developing；但如果在經濟加速和債務增加的過程中，結構調整未能如期實現，那么未來經濟出現Down的風險就會累積。
就目前而言，中國有很多內在優勢可以助推實現第三個好“D”的實現（Developing），避免出現壞的“D”（Down），例如居民和政府的負債率相對較低（截至2011年，政府、企業和居民的總債務規模升至95萬億，其中政府債務規模為20萬億，企業債務規模為62萬億，居民債務規模為13萬億），工業化后期還有很多投資洼地，而在企業的利潤要求和居民的福利要求之下，政府別無選擇，只能是從經營性領域退出，給企業減負，為居民加安全墊。
摘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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