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外交新思維
時間：13-04-22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大國外交新思維
中國的大國外交已經初現端倪。
隨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俄羅斯和非洲三國，在博鰲亞洲論壇闡述中國理念之后，外界已經開始感受到新領導層的外交風格。
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發表的演講提到，今后5年，中國將進口10萬億美元左右的商品，對外投資規模將達到5000億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過4億人次。這三個數字體現了中國力量的變化。他說：“中國越發展，越能給亞洲和世界帶來發展機遇。”
“大國外交是中國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外交的必然轉型。”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吳心伯說。他認為，從國家利益的全球化、對世界的影響力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國發揮更大作用的期待而言，已經到了必須發揮大國外交的時候了。
中國在外交布局上堅持以“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為規劃。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認為，具體而言，中國外交真正要處理的難題其實有兩個：一個是中美關系，一個是周邊關系。
適應外部環境之變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認為，在我國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有一個最根本的變化，即中國自身的變化。“這是新一屆政府與上一屆政府相比面臨的最大變數。”他對本報記者說。
與十年前相比，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自身的行為和戰略選擇本身就影響外部環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外部環境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李向陽說。從十年前以適應外部環境為主，中國正在逐漸開始轉向主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另一個變數則來自外部，國際格局正在發生重要變化，以中印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崛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集體崛起正在改變全球發展的格局。在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布的2030年趨勢報告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在于未來十到二十年，發展中國家占全球經濟的份額將首次超越OECD國家。“這是一個重要的趨勢變化，表明西方主導全球經濟的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李向陽說。
這一前景也使得發達國家不得不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在經濟占劣勢的情況下，能夠繼續主導全球規則的制定，全球秩序的發展方向。“這兩點為中國對外戰略或者外交政策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環境，它們都與中國有關。”李向陽說。
面對中國的崛起，西方也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是否想要改變國際秩序的規則？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德意志銀行阿爾弗雷德·何豪森學會主辦的一次活動上說。
探索新型大國關系
有預測認為，中國可能在未來十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西方如何面對一個崛起的中國？“我很同意約瑟夫·奈的觀點，如果把中國當敵人，那么中國就是敵人，如果把中國當朋友，那中國就有可能成為朋友。”金燦榮對本報說。
鑒于自身力量發展的變化，中國已經開始在外交上做出調整。“大國外交并不違反韜光養晦的精神。”吳心伯對本報說。他認為國際形勢的劇變、中國國力的上升和海外利益的增長呼吁中國的大國外交。大國外交需要探尋如何更加有效地促進中國的國家利益，如何積極地參與塑造新的世界秩序。
大國外交也意味著承擔更多的責任。“中國客觀上需要到了一個成為有世界影響力大國的時候。負責任大國不能因經濟規模大而提高，我們需要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李向陽說。
在大國外交中，新型大國關系是一個重要內容。關于新型大國關系，它的提出始于上屆政府末期，從最初的中美兩國的新型大國關系，已經擴展到中國與美國之外歐洲、俄羅斯、印度、日本的大國關系。但關于新型大國關系如何界定，分析人士大多認為這還處于一個探索過程中。
在金燦榮看來，新型大國關系的內容包括四方面內容，中國這樣一個新興大國和美國這樣的一個守成大國，如何避免傳統大國的悲劇；中國要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中國以及其他新興大國對現行國際秩序采取一個改良主義的態度；守成大國，特別是美國要平等對待中國。
盡管中國已經出現大國外交的趨勢，但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孫哲認為，如果中國的體制不改，中國的政治文化不改，大國外交不會有太大的作為。“中國的大國外交需要有一個理念，光有一個口號是不夠的。”孫哲對本報表示。
妥善處理周邊問題
“周邊是首要，從這一原則來說，不會過時。”李向陽認為。亞洲是全球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最近兩年熱炒的題目是亞洲世紀，這表明中國周邊本身就是全球最有活力、最有可能影響全球格局的區域。
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周邊關系中最重要的是中日關系。李向陽認為，釣魚島問題在短期內看不到解決的出路，因為中日雙方在短期時間內均不會做出實質性讓步。在這一問題陷入僵局之時，中國可以選擇將周邊事務與全球事務同時推進。
“大國關系、周邊關系是互動的。如果做好中美關系，中日關系就容易處理一些。不是說非得先把周邊關系做好，再處理別的事務。不過做好周邊，也有助于與其他大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這是一個相互的格局。”李向陽說。
與菲律賓、越南等國的南海爭端在很大程度上給中國的周邊外交帶來挑戰。盡管中國在過去幾年時間里與這些國家在經濟上往來密切，但經濟關系并不能取代所有的關系。在吳心伯看來，如何克服周邊制約是未來5年甚至更長時期對中國構建大國外交的重大考驗。他認為中國過去更多地是為了“維穩”而采取克制的低姿態。“現在是在追求穩定的同時，更加注重維權，也就是要切實有效地維護我們在周邊的權益，特別是在海上的權益。”吳心伯說。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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