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深圳奇跡，照亮中國未來
時間：20-10-13 來源：亞當斯密經濟學
讀懂深圳奇跡，照亮中國未來
前 言
10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指出“40年來，深圳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干，創造了發展史上的奇跡，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
如今的深圳，不僅是中國最具活力的一線城市，更成為科技創新的領頭羊，在第四次產業革命風云席卷的當下，深圳更具時代的標桿意義。
建設深圳示范區，不僅僅是為了延續深圳奇跡，更是為了給全國改革探路，引領中國經濟步入高質量發展之路。
深圳奇跡，是市場力量的奇跡，是諾獎得主科斯所謂“邊緣革命”的生動實踐。讀懂深圳奇跡，照亮中國未來之路。
01
過去 40 年我們為什么成功？
過去 40 年，中國做對了什么？這個問題是我們今天需要非常嚴肅地思考的一個問題。
回答改革開放做對了什么，要跟 1978 年之前對標這才是有意義的。我認為主要是四個變化：
第一個變化，引入了市場的力量。實際上 80 年代我們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民營經濟，到了 90 年代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其實都是一步一步地把市場的力量做大，包括國有企業從政府的附屬物變成了市場的主體，包括外資企業進入。所以中國從一個計劃經濟體變成了一個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體，這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最重要的一條，如果我們忘記了這一條，經濟會出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變化，政府的轉型。原來的政府是全能政府，什么都要管，但我們看到在 90 年代，政府基本上就變成了一個企業，我們稱之為“地方政府公司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招商引資。當然從今天的角度來講，招商引資肯定有它的弊端，但和計劃經濟相比，招商引資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第三個變化，雙向開放。中國加入 WTO，今天特朗普很后悔，覺得美國人被中國人騙了，可是當時大家覺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個巨大的賭博，是非常危險的，我們中國的企業幾乎沒有跟美國企業 PK 的可能性——不在一個 Level 上，沒法兒 PK。但最終中國的企業沒有被打垮，因為開放本身就可以倒逼改革，就是鯰魚效應。
第四個變化，法治化。為什么特別重要呢？市場經濟是陌生人交易，比如說京東買賣東西，肯定不知道買家是誰，賣家也不知道買家是誰，大家都不認識，正是因為市場經濟是陌生人交易，所以交易的機會才會被無限放大，經濟才會繁榮。但是怎么樣跟陌生人交易呢？當然離不開法治，如果沒有法治，你怎么能相信陌生人呢？所以，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基本保障，如果沒有法治，市場經濟是沒有辦法發展起來的。
吳敬璉先生后來出了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最初，吳敬璉認為中國只要搞市場經濟就會好起來，到了 2003 年他做過一次反思，說當年這么想是很天真的。因為市場經濟有好壞之分，如果一個國家是法治的市場經濟這就叫好的市場經濟，如果是沒有法治的市場經濟，那就是權貴資本主義。所以我想法治也是我們改革開放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
諾貝爾獎得主科斯對中國過去 40 年的成功提出了一個解釋叫“邊緣革命”，什么叫“邊緣革命”呢？中國經濟能夠變好不是因為政府管的好，而是因為政府沒有管的東西都變好了。比如說，當年的安徽的小崗村，是政府管出來的嗎？不是。當年小崗村大家都快餓死了，要搞承包，中央說總不能讓大家餓死吧，就試一試，結果一試就成功了。賣瓜子的年廣久一度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尾巴”，鄧小平說不要抓，結果一試民營經濟就歷史性地崛起了。當年搞特區，特意放在深圳，因為深圳就是一個小漁村，就算被資本主義占領了也不影響我們整個國家的大局，所以中央當時就選了一個最不重要的地方搞改革開放。今天整個中國都是特區。我們今天知道中國已經有非常強大的互聯網的優勢了，但是我想我們今天能夠有這樣的局面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因為互聯網發展早期，對互聯網基本上是非常包容的。正是因為不管，才有了這些奇跡，這就叫邊緣革命，這就叫市場經濟。要相信市場的力量，相信每個企業的力量，每個個人的力量，這個國家就能夠變好。我想這是非常深刻的一個解釋。
最能代表市場力量的，就是民營企業。我們知道 2018 年出現了很多否定民營企業的聲音，最著名的就是吳小平，在這之前很多人都沒有聽過他，他成功地成名了。吳小平提出民營企業應該退場，后來我們最高領導人明確地說了“這是完全錯誤的”。為什么講是完全錯誤的呢？因為這種說法很可怕，你看一下，民營企業的歷史貢獻，中國 GDP 增速在 1978 年到 1990 年比改革開放前快了 4.1 個百分點，其中 1 個百分點來自農業，0.6 來自國企，2.5 來自民企。到了 90 年代，比改革開放前增加了 5.3 個百分點，其中 0.4 來自農業，1.4 來自國企，3.5 來自民企。到了 21 世紀，5.5 個百分點，其中 0.3 來自農業，0 來自國企，5.2 來自民企。我覺得這個數據是抹不掉的，非常有說服力。中國過去 40 年，我們的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就是民營企業，而且民營企業的貢獻越來越大，越來越給力。“56789”是對民營企業貢獻的高度概括：民營企業創造了 50% 的稅收，60% 的 GDP，70% 的技術創新，80% 的就業，90% 的新增企業和新增就業。這都是我們為什么不能否定民企的最主要的原因，否定了民企就否定了中國經濟，就否定了中國過去 40 年的改革開放。
02
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當然，古希臘哲學家說過，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過去 40 年的成功并不代表未來可以簡單復制，最近幾年的局勢變化讓國人已經有了切膚之痛。如何理解中國經濟在2008年次貸危機后遇到的持續挑戰和壓力呢？
第一，穩增長的陷阱。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主要是靠房地產、政府基建、銀行貸款、國有企業在撐著經濟增速，但這是不可持續的。所以我們要轉型，但是到目前為止的轉型非常得艱難，這是我們面臨的第一個陷阱。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之前增長快那叫“低垂的果實”，到了中等收入之后還能發展才叫了不起，到目前為止，根據世界銀行研究，跨越中等收入的概率只有 13% ，在亞洲跨越中等收入的經濟體屈指可數：新加坡、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其他地方都被中等收入陷阱套住了，中國能不能跨過去？現在就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考驗。
第三，修昔底德陷阱。現在中美之間的沖突已經顯性化了，特別是抓捕孟晚舟事件讓我們清醒了，美國就是要赤裸裸地遏制中國的發展，我覺得這一點已經是非常明晰了，即使特朗普下臺也改變不了。
第四，塔西佗陷阱。知易行難，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把改革紅利落地，讓市場有明顯的“獲得感”，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中國總是一個充滿奇跡的國家，美國有一個教授說過一句話：
任何對中國問題說出肯定的話的人，腦袋都有問題。
比如說，如果你 1991 年來到中國，就覺得中國沒有希望了，當時西方國家都一度不跟中國來往了；但 1992 年來中國，你又發現整個中國就變成了一個工地，我們一夜之間從過冷變成了過熱。這是中國的特殊之處，也是很多外國人時常“看走眼”、“看不懂”的地方。
03
中國未來還有三大增長空間
中國下一個 40 年靠什么呢？當然我們不能盲目樂觀，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劉鶴副總理就寫了一篇文章，叫“沒有畫上句號的增長奇跡”，他認為，中國未來只要做好三件事，就是沒有問題的。
第一，中國要從世界工廠變成真正的創新的工業，要從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整個國家的經濟 GDP 會大增。這一點，深圳有資格做老師。筆者認為，深圳的科技崛起，關鍵是企業家精神的綻放。
第二，消費。事實證明，不突破消費瓶頸，是要發生金融危機的。為什么 2008 年前不覺得消費重要呢？因為我們是借美國的消費拉動中國的 GDP。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消費才是一個國家經濟真正的瓶頸，投資太容易了，銀行有貸款就有投資；但是消費沒那么容易解決。所以美國為什么在經濟上強大呢？因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大消費大國，這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消費”的崛起，將是21世紀的一個重大世界歷史進程。
第三，城鎮化。中國有 6 億農民，美國是 300 萬農民。即使把農民工去掉，中國還有 3 億農民。這說明中國的農民低效率。怎么樣才能不低效率呢？農民進城，然后農村發展大規模現代化農業。小農經濟是沒有競爭力的，所以我們要城鎮化。城市化，既是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破解“三農難題”的必由之路，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前提。這是中國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所以圍繞如何釋放改革紅利，在 2013 年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十八屆三中全會，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 336 項改革，我們稱之為全面深化改革，應該講這一次的改革方案，在國內外都得到了空前的好評，全世界都對中國充滿了信心，覺得中國在朝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正確的方向前進。中央如此評價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
04
深水區的改革
中央之所以要求深圳擔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一個重要原因是改革到了深水區，趟過深水區是需要勇氣的，而深圳這個城市的基因就是“敢為天下先”的冒險精神。
為什么會發生深水區綜合癥呢？我認為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第一，后發劣勢問題。楊小凱當年和林毅夫有過一次著名辯論。楊小凱說，中國最大的危險是后發，這是劣勢。我覺得楊小凱真的是非常有歷史遠見和深度的。他的邏輯是什么呢？因為你是一個后發國家，所以通過模仿發達國家的產品和企業管理就可以帶動經濟增長，慢慢地自我感覺很好了，以為自己的體制很優越了，就會導致改革動力的弱化，這就叫“觀念的深水區”。
第二，利益問題。今天的既得利益集團太龐大了，政府的審批權和審批權背后的價值太高了。這個既得利益可能大到無法想像。陜西秦嶺別墅事件，中央批示了 6 次，中紀委副書記兩赴西安督陣才把這個事情搞定。這就叫“利益的深水區”。
05
增長模式的抉擇
我剛才講到了后發劣勢，中國要想把未來的改革開放深入下去，我覺得必須從觀念上能認清楚目前的增長模式存在的問題。我們目前的模式我把它歸納成為三要素：市場經濟、投資驅動、強勢政府。
市場經濟當然是對的。但投資驅動是很有危險的，中國的投資率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舉一個例子，2009 年到 2012 年 4 年時間，中國用掉的水泥的數量就超過了美國 20 世紀 100 年用掉的水泥數量。可是靠投資驅動最終會帶來金融危機，因為很多投資到了一定階段，投資回報率下降這是規律。為什么企業家都抱怨實體經濟賺錢越來越難？因為投資過剩、產能過剩，怎么賺錢？
第三是強勢政府。這一點即是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征，也是過去40年中國迅速發展的重要解釋。印度現在的人均 GDP 只有中國的 1/5。但是如果回顧一下歷史，你會大吃一驚。1978 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人均 GDP（156 美元）比印度（205 美元）還低，直到 1991 年中國才第一次超越印度。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龍象漸行漸遠。
與印度相比，中國發達的基礎設施、高效的政府效率，都離不開強勢政府體制的支撐。高鐵就是一個生動的案例：中國高鐵能夠如此成功，與政府超強的資源動員能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如今，中國已經過了“趕超階段”，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靠創新。而創新的主體是以任正非為代表的企業家，不是官員。
所以中國未來要轉型，就是必須把投資驅動改成創新驅動，把強勢政府改成法治政府。要走向創新之路，我覺得大政府和創新是不兼容的。一個什么都要審批的國家是不可能成為創新的國家的。
06
觀念決定行
當然，中國經濟前行之路不會一帆風順——偉大的背后都是苦難，尤其是如今外部環境發生劇烈變化的情況下。劉鶴副總理寫過一篇文章，他對發達國家犯的錯誤做了非常深刻的剖析：
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總是要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采取行動的時候總是會錯過時機，應當采取擴張的時候采取了緊縮；應當采取開放的時候，采取了保護主義；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出現了倒退，全都做反了。這些明顯的錯誤事后看來很可笑，可是對當時來說實施政府的政策卻困難重重，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三座大山，結果就被民意所綁架。
以特朗普崛起為標志，我們在今天看到俄羅斯、土耳其、菲律賓、巴西、墨西哥，都已經非常明顯地出現了民粹主義化的趨勢。比如特朗普的很多政策都是很可笑的，但是，特朗普為什么能這么做呢？因為他有民意基礎。有很多美國的底層民眾，數據顯示 2016 年美國 40% 的選民是沒有上過大學的白人，這些人特別喜歡特朗普，所以是有民意基礎的，在民意的推動下這些國家采用了很多短視的、不負責任的政策，這種勢頭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90 歲的吳敬璉先生 2018 年出了一本書，他這本書當中寫到：
盡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已經寫入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但市場經濟取向與回歸統制經濟模式之爭并不會就此消失，中國的改革開放將繼續呈現出巨大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如果對此缺乏清醒的認識，基于市場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將舉步維艱，甚至有半途而廢的風險。
所以，面對這樣一個復雜的局面，面對這樣一個改革的深水區，我們非常需要深圳改革開放的2.0版本，渴望深圳精神的延續。
07
改革的復雜性
我們也要承認改革的復雜性，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溫良恭儉讓”，改革過程其實是非常復雜、很危險的。
福山是《歷史的終結》這本書的作者，柏林墻倒塌后，福山一夜成名，成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最近又寫了幾本書，對自己的理論作出了反思，他認為現實并不是他想像的那樣簡單，因為對任何國家來講，最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良序，就是良好的社會秩序。尤其是特朗普上臺之后的美國，更讓世界見證了“燈塔的倒掉”，令福山大跌眼鏡。
如今的福山認為，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秩序。但要實現良好的秩序并不容易，需要三大支柱，這三大支柱需要一個比較好的平衡。第一大支柱是一定要有政府，沒有政府天下大亂。第二大支柱，一定要有民主，沒有民主政府就會變成猛獸管不住了。但是有政府和民主是不是就可以了呢？還不行，如果只是政府和民主兩者結合起來很容易出現民粹主義。所以社會需要法治。這是我們對一個社會最重要的理解。我們要建立民主、法制和政府三者之間的動態平衡。
特別重要的一點是，發展中國家最容易犯的錯誤是改革操之過急。亨廷頓是福山的博士生導師。亨廷頓在 60 年代寫了一本書，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爭論，叫《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這本書出版之前，美國人都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應該學習美國的民主，然后經濟就騰飛了，先民主再騰飛這是美國的邏輯。但亨廷頓卻說：
對現代化之中的國家，首要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公共秩序。人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可以有自由而無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后才能談得上限制權威，如果社會動員超過政治機構發展，很可能導致社會動蕩。
看看拉美、印度、俄羅斯這些國家的現狀，你不能不同意：
歷史已經證明亨廷頓是對的。
08
落實改革需要“激勵兼容”
我們知道，無論是改革方案的制定還是改革的執行，恐怕都離不開官員的配合。這一點，也是王安石和張居正改革失敗的沉重教訓。
我們今天面臨著類似的歷史考驗，中央已經多次警告官員的不作為、假作為、慢作為、形式主義、低級紅、高級黑。在實踐中表現為：以文件傳達文件，以會議貫徹會議；一刀切等等現象。
經濟學上有一個詞叫激勵不兼容。實現“激勵兼容”，應該成為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要落地第一條就應該改變官員的 KPI ，也就是考核激勵機制，也就是業績指標。官員過去的業績指標是什么？是 GDP 。不解決這個問題，改革的最后一公里恐怕困難重重。
在解決官員激勵問題上，新加坡、香港的經驗（一次性特赦+精干的公務員隊伍+高薪養廉+提高違法成本）尤為值得借鑒。
摘自—亞當斯密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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