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國經濟的“內外”問題? 大視野
時間：21-10-26 來源：秦朔朋友圈
求解中國經濟的“內外”問題 大視野
大者行仁義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曾國藩
中國經濟在最近一段時間出現了一些令人關注的變化。例如對一些平臺和行業進行了相當力度的整頓，不少房地產企業在多重調控下遭遇流動性問題，地方政府債務進一步加劇，經濟增速下滑大于預期，拉閘限電對部分合規企業的正常生產造成了負面影響，大學生就業的不確定性上升，考公考編的熱忱則不斷上漲。
從企業界來看，具有一定行政化色彩和資源型特征的央企的利潤屢創新高（前三季度中央企業實現凈利潤1.5萬多億元），一直踐行高質量發展的行業龍頭（特別是上游企業）和科創企業表現良好，高杠桿金融化的民企巨頭危機四伏，中小微企業的困難繼續增加。
當然，中國經濟有堅強的韌性，基本面向好的大勢并未動搖，但作為觀察者、研究者，不能只是說幾句“總體良好”就大而化之，而應該把邊際上發生的，也許不那么樂觀或不那么簡單的問題提出來，以求集思廣益，共謀解決。
如所周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問題。本文由此提出一個觀察框架，并給出分析和建議，請朋友們批評指正。
1 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
改革開放肇始于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會議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如此“才能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此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從未中止。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新華社播發的“十八大報告解讀”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鍵是尋求政府行為和市場功能的最佳結合點，使政府行為在調節經濟、彌補市場功能失靈的同時，避免和克服自身的缺位、越位、錯位”，“如果管理和調控的范圍、力度超過了彌補‘市場失靈’、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預的方向不對路、形式選擇失當，其結果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靈’，反而會抑制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后的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一錘定音。
《決定》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通過梳理，可以看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導方向是推進市場化改革。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只有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來配置資源，才能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今天和今后相當長時間最重要的國家使命。要實現這一使命，發展是第一要務。只要這一點不改變，就必須堅持“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的原則。而要實現兩個最大化，必須通過市場競爭。
我們歷史上有過不要市場、依靠指令性計劃管控經濟的歲月，教訓太深了。
回顧43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政府總體做的是不錯的，主要表現為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努力改善營商環境，建立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和工業體系，逐步開放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除個別年頭之外一直沒有發生嚴重通脹。和發達經濟體比，中國的成長是快的，和新興經濟體比，中國的成長是穩的。一個大國，在歷史大變革中既快且穩，殊為不易。
在我看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發展出了近1.5億個市場主體以及“56789”的非國有經濟，從而調動起聰明勤勞的中國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一個經濟體，愿意創業致富、勞動致富的比例越高，意愿越強，得到的正面鼓勵和支持越多，經濟就越活躍，就發達。我們走過的幾十年，在在都是證明。
我們感謝改革開放，也要充分肯定政府的作為，肯定政府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尊重市場規律，建設性地超越了很多舊有的體制和觀念。
舉一個例子。2021年《財富》世界500強，中國大陸（含香港）上榜企業有135家，其中各類國企有95家，在《財富》500強中占比接近20%。與此同時，內地也有30多家非國有企業上榜。這構成了獨特的中國現象，即國有和非國有企業在中國都可以做大，做到世界規模，雖則還不像太極圖那么對稱，但確實是并存關系而不是有你無我的關系。
2 “內”與“外”的含義
由于改革之初的中國經濟體制是高度指令性控制的計劃體制，運動員和裁判員也基本“同體”，所以可以說，那時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活動基本只有一種類型——指標和資源基本在計劃內制定、調撥和配給，市場主體基本是體制內成分（1978年中國經濟幾乎100%為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只有14萬人），對市場主體的控制基本通過表內的行政性控制。
如前所述，中國經濟體制演進的大方向是由市場配置資源，因此大的演進過程，一言以蔽之，就是“由內而外”，走市場化道路。越來越多的經濟主體，它們的經濟活動，以及開展這些活動所需的支持（如金融），都不是在傳統計劃內、體制內、表內形成的。
對政府來說，“由內而外”的市場化大轉型、大遷徙，促進了億萬勞動者的極大活躍和生產力的極大發展，也給很多傳統國企帶來了巨大競爭壓力；放松，放寬，放活，下放，放水養魚，這些朝著市場化方向的去中心化、去管制化努力，造就了難以置信的經濟增量，也給政府的宏觀調控與監管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戰。而中國經濟獨特的“內外”問題，也就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
我所說的“內外”問題，是指我國相當大比例的經濟活動，是在傳統的計劃外、體制外、表外發生的，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體制改革的方向與結果。但是，由于法治化、市場化的經濟管理體制尚不完善，或者說仍在探索之中，導致一旦政府感到這些外部活動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會采取“由內馭外”的整頓舉措，而且習慣性地回到命令式的簡單方式，比如壓縮甚至取消某些計劃外的活動，抑制和收縮體制外的力量，把表外支持強制性地縮進表內，進行統一管理。這個“內縮”“內斂”的過程，如同要把已經長出來的肢體再收進去，注定是矛盾、痛苦的，而且如果把握不好“時度效”，代價也很高。
如果沒有計劃外、體制外、表外的經濟活動，中國經濟絕對沒有今天的活力。事實上，很多原來在正規計劃和正規管理之外，沒有得到多少體制營養的活動，后來都變成了市場主流，從當年的小家電、鞋服玩具小商品，到后來的互聯網，莫不如此。市場才是檢驗企業競爭力和服務價值的最好裁決者。
而問題的另一面在于，如果對計劃外、體制外、表外的經濟活動，完全放任，奉行不管主義，則中國經濟又會出現不少問題，最后還要政府兜底。例如1993年經濟過熱時，很多地方通過亂拆借、亂集資，爭先恐后進軍房地產、股市和開發區，留下慘痛教訓；又如2008年和2010年美歐相繼出現金融危機后，中國企業走出去并購國外高技術資產是一個很好的窗口期，當時的地緣政治環境也相對寬松，政府也大力鼓勵企業走出去，但幾年下來，中國的外匯儲備少了近1萬億美元，很多資本走出去后大肆購買房地產、娛樂和體育俱樂部，以及估值極不合理的“甩包袱”資產，正兒八經的技術沒有買到多少。政府只能緊急叫停“非理性投資”，500萬美元的投資也要到發改委備案；再如P2P、過度杠杠化、金融化的資產擴張等等，都是如此。
既要“由內而外”促發展，又要防范不健康、有隱患的外部活動；既要整頓外部活動中的有害成分，又要防止一刀切和層層加碼導致的誤傷，并且要給無害的、有益的外部活動留出空間；此外還要防止經濟調整中的大起大落以及系統性、傳染性風險。這就是中國經濟問題的復雜性。
要弄明白中國經濟的問題，其價值可能比多少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都大。
3 “內”“外”復雜性的辨識
讓我們再做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討。
“內”的問題相當復雜，大致涉及到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的問題主要是：政府在經濟方面的目標、規劃、政策和行為，如何體現全民福祉和國家長遠利益？政府如何成為對所有運動員都公平公正的裁判？政商關系的恰當邊界在哪里？《憲法》序言指出，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經濟建設中，如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如何真正踐行“兩個毫不動搖”和“三個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第二個層次的問題主要是：由于國企、政府平臺公司的存在，以及政府在資源、采購、擔保等方面的巨大影響，政府或多或少也在直接參與微觀市場，也是運動員。這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作為運動員，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種方式參與經濟活動才是合理的和有意義的？我們要求企業行穩致遠，對利益相關者負責，但一些政府部門的負債加杠桿、拖欠款、不守契約的行為越積越多，又該如何解決？
第三個層次的問題主要是：政府并不是一個抽象概念和單一概念，不同層級的政府（從街鎮到中央），不同的部門，往往有不同的目標和訴求，那么如何促進多目標、多部門之間的協調和統籌？例如，一些未按更高一級政府要求備案或許可的耗能工業項目，因對下一級政府的政績有利，孩子就生出來了，等有一天發現沒有戶口要查處，如何是好？
第四個層次的問題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權力，以及國家機器的權威性、強制性，有可能被某些特權部門和掌權官員及其特定關系人，用來介入市場活動，謀取私利，如何才能從機制上真正加以解決？即便是正常的對國家機器力量的動用，如何切實做到依法和合規？
以上是和“內”相關的問題，而“外”的問題其實也很復雜。
哪些外部活動，盡管不是體制內身份，也要大力支持，鼓勵開拓新空間，摸出新路子，帶來新增量？
哪些外部活動，盡管不是那么規范（如小商小販），也要支持，至少審慎包容，給其出路？
哪些外部活動，盡管有瑕疵甚至偏差，需要治理，但治理的目的應該是為了更好發展？
哪些外部活動，盡管有某些政府背書、官員站臺，聽起來一片鶯歌燕舞振奮人心，其實需要特別小心？
還有一些外部活動，盡管一開始有著所謂“創新”名目，卻已有不祥之兆，但因尚無明確的監管者，就一直無人問津，無人愿意擔責。此類問題，如何跨地區、跨部門及早預警，及時施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前無古人，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規律性認識的形成，也必將經歷漫長的過程，因此“內”“外”經濟形態并存也是長期的，很可能這就是中國經濟的一種特色。但我們有理由在“內”“外”兩個方面都做得更好，并努力推動“內”“外”之間良性互動，融通混合，最終建立統一的、法治化的現代經濟體系。
4 “內”“外”如何都做得更好？
先說一下“內”。
在政府發揮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推動可持續發展等作用的層面上，改革的方向應該從內外有別，走向法律面前各市場主體一律平等。不分內外，都是一家人，都是自己人。經濟大舞臺的基座是法治，誰來演出都要遵循，而只要守規則，不管什么出身的演員都應有機會表演，讓觀眾評價，這就是市場化。
盡管一些行業準入在現階段有合理性，但長期看，還是應該盡最大可能，對各種市場主體進行無差別對待。2017年1月印發的《關于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指出，“對于適宜由市場化配置的公共資源，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切實遵循價值規律，建立市場競爭優勝劣汰機制，實現資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對于不完全適宜由市場化配置的公共資源，要引入競爭規則，充分體現政府配置資源的引導作用，實現政府與市場作用有效結合。對于需要通過行政方式配置的公共資源，要遵循規律，注重運用市場機制，實現更有效率的公平性和均等化”。
《意見》中的三個“對于”是三種場景，每一種場景，包括通過行政方式配置公共資源的場景，都要“注重運用市場機制”，可謂切中肯綮。相反，一旦把資源和機會封閉，只向特定利益主體開放，一定無法保證效率和效益，往往是投入巨大，而效果甚微。
注重運用市場機制，而不是習慣性地依賴行政權力和指令做法，這應該成為廣大政府部門的一種自覺。
在那些主要由體制內力量發揮作用的領域，也要不斷加強市場化改革力度。例如，在文化體制改革中，曾經有領導指出，“業內人士戲說的‘政府是投資主體，領導是基本觀眾，評獎是主要目的，倉庫是最終歸宿’的狀況，雖然極端了點，但確是原體制的真實寫照”，“不進入市場，不‘去行政化’，不管我們的主觀愿望如何善良，結果也只能是進博物館的結局”。
領導還舉例說，本來貓抓老鼠天經地義，可我們總是喂貓吃魚，本意是鼓勵它抓老鼠，可后來貓就覺得喂魚才是天經地義，就不抓老鼠了。意思是，有些劇團本來應該開拓市場，現在都被人為地養了起來，結果被市場“炒魷魚”，邊緣化了。
要言之，“內”要改革，并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方向不動搖。
5 問題很多，但答案更多
再說一下“外”。
“外部”的經濟主體，也要超越過去那種對市場經濟的簡單理解，要根據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的要求，穩中求進，誠實守信，創新驅動，對相關方負責。這里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萬科。萬科集團的郁亮最近說，在房地產行業調控政策不斷的浪潮中，企業該如何面對以獲得發展機會？
他的答案是：縮表。
“作為企業要減少債務，控制杠桿。在去杠桿過程中，短期內業績會不可避免受到沖擊。但過去我們地產行業取得的業績是源于為客戶提供好產品帶來的，還是金融杠桿帶來的？行業會有縮表的過程，這就像減肥一樣痛苦，成功的減肥都是有很多血淚史的。我們相信天下沒有做完的生意，只有沒做好的生意。”
第二個例子是海信。不久前我到海信集團交流，海信集團總裁賈少謙說，海信有著基業長青的“百年”執念，堅持穩健經營，在財務上可以用“保守”來形容。
海信有一個獨有的指標——還貸后現金資產。即用手中可迅速變現的全部貨幣性資金償還外部負債后剩余的資金余額。此指標直接反映出企業的償債能力、資金風險和經營安全，尤其是可以抵御銀行供應商集中擠兌的風險。海信始終認為，在涉及到肚子和面子的問題上，肚子比面子重要，在涉及到企業安全問題上，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動搖“安全第一”這個原則。
有自省的精神，有“保守”的態度，企業會走的更遠，也會得到從政府到社會的肯定與支持。
第三個例子是總部位于桐鄉的中國巨石和振石集團。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需要提升活力、提振信心的關鍵時刻，每當我自己也覺得有些疑惑時，我就會找一些地方和企業調研。在中國巨石和振石集團，我看到大大小小幾十家企業，按照“高質量發展、高速度增長、高品質提升”的要求和“制造智能化、產銷全球化、管控精準化、發展和諧化”的目標，基本都發展得很好。兩個集團的收入和利潤都創了歷史新高。最讓我吃驚的是，中國巨石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投資的工廠今年6月實現了盈利，預計全年能夠扭虧（去年是第一年，虧損）。
我深知在美國投資制造業工廠的不易，比如美方原來說給巨石方面50個工作簽證，結果只給了幾個。美國本地招聘的員工到桐鄉總部培訓，回去后流失率很高，因為干活15美元一小時，疫情下不干活政府也補貼15美元一小時。用于玻纖運輸的桶有裂縫，美國當地工人一天只焊好了一個，中國派去的員工一天焊了30多個。所以總的情況就是，投資成本比預想的高，員工效率比預想的低。
“但如果不布局，情況是什么？現在關稅加了25%，從中國運一個集裝箱玻纖到洛杉磯，運費漲到和貨值一樣，都是1.8萬美元，這樣美國市場根本就沒法做，多年積累的客戶會全部丟失。所以再多困難，我們也要走出去，并且好好走下去。”中國巨石總裁張毓強說。
高質量發展和全球競爭，不是輕輕松松就能贏的。如果沒有強大的管理、文化、技術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早就被困難打趴下了。而如果你一直都在兢兢業業地蓄力，挑戰也能變成新的發展機遇。
在桐鄉到上海的高鐵上，望著窗外的原野，我想到了一句話：這塊大地上的問題很多，但答案更多。
因為我們依然有很多直面問題、努力去解決問題的人。
求解如此復雜的“內外”問題，于我其實是不可能的任務。唯借曾國藩的一句話以表胸襟，“大者行仁義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意思是，在大的方面，要將仁義廣施天下，使所有事物都得到合理的安排。
在以人民為中心的今天，各級政府在思考和處理“內外”問題時，更當如此吧。
摘自-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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