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就是最大的政治：如何打好 “經濟修復戰”？
時間：22-12-08 來源：劉勝軍經濟學大局觀
經濟就是最大的政治：如何打好
“經濟修復戰”？
疫情三年，猶如“大病一場”，元氣大傷，經濟社會需要及時療傷，深度修補“疫情傷痕”。
在多重因素疊加沖擊下，中國經濟壓力顯著加大。預計2022年全年增速3%左右，低于5.5%的預期目標。
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因素主要是：
1、 新冠疫情此起彼伏，這是壓倒性原因。進入2022年以來，新冠病毒傳播力更強，防控難度曾幾何級數上升。從上半年的上海疫情，到暑期新疆、西藏、海南疫情，再到最近的廣州、重慶、北京、鄭州，令人防不勝防、疲于應對。為控制疫情而采取封控，不可避免會影響生產生活的正常秩序。由于封控導致“場景”的暫停，疫情沖擊靠財政、貨幣政策都難以有效對沖。
2、 預期轉弱。面對諸多不確定性，大部分企業趨向保守，推遲投資、停止招聘，將“活下去”放在第一位，貸款增速放緩即為明確信號。消費者面對收入的下降和未來就業的不穩定，也會采取保守的策略，銀行存款的上升即為明確的信號。今年前三季度住戶存款增加13.21萬億元，同比多增高達4.72萬億。如今銀行最愁的就是貸不出去。2022年，筆者收到的垃圾電話中，90%以上都是為了推銷銀行貸款。
3、 房地產調控的滯后效應。2020年三條紅線的出臺，對房地產行業帶來嚴重沖擊，房地產公司違約不斷，連“保交樓”都成為棘手難題。房地產是經濟增長的第一支柱產業，也是地方財政的第一收入來源。2022年1—10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8.8%。這是比2015年更“冷”的房地產寒冬。
這些壓力交織重疊，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第一，新冠疫情已持續三年，不少企業和民眾的“家底”已經被耗盡。一旦經濟主體不存在了，日后經濟恢復將面臨極大的挑戰。
第二，疫情沖擊最大的是消費，而消費是中國經濟的最大支柱，是國內大循環的關鍵所在。2021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5.4%。高盛預計，如果2023年全面放開防疫限制，消費增速將從2022年的1%大幅提高到2023年的7%。
第三，之所以說“信心比黃金還重要”，是因為一旦失去信心，再修復難度很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心理陰影會持續很久。
第四，16-24歲青年失業率繼續攀升，7月份達到驚人的19.9%。2022 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考試有 457 萬人（同比增加80 萬人）。青年是社會的未來，也是最為活躍的創新群體。青年就業難，會損及長期的經濟增長活力，甚至會影響社會安定團結的大局面。
第五，疫情帶來了“非對稱性沖擊”，其財富再分配效應，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一方面，中低收入階層（個體戶、自由職業）受沖擊最大；另一方面，擁有千萬凈資產的家庭數量達206萬戶，比去年增加4萬戶。
第六，警惕“資產負債表衰退”。日本在90年代資產泡沫破裂后，企業陷入不敢借債、勒緊褲腰帶還貸款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導致“失去的30年”。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原因，一是資產縮水而負債剛性導致的資產負債表危機，二是悲觀預期長期得不到扭轉。
第七，在世界外部環境日趨動蕩復雜的背景下，保持國內經濟的穩健更加重要，這是一個戰略性選擇問題。無論是美國步步緊逼的“上下其手”，還是俄烏戰爭的長期化，都會持續帶來外部的不確定性。
知易行難。對于當前的經濟壓力，社會已有共識。有關部門也采取了一些行動，例如優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二十條” 、《關于做好當前金融支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工作的通知》（十六條）。但效果還不明顯，力度還不夠大。
我們要深刻認識到，“經濟就是最大的政治”。經濟穩，則社會穩。長期實現經濟穩定增長，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秘訣，也是人民滿意度的核心源泉。
當前，打好“經濟修復戰”，其難度和意義都大于疫情防控。及時從“防疫第一”轉向“經濟第一”，已成為社會渴求和戰略任務。
如何實現高質量的“經濟修復”？筆者建議：
1、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推動針對老年人群體的疫苗加強針，為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爭取寶貴時間。早一天正常化，就可以少犧牲一批企業和個人。給定有限的資源，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廣州醫科大學黨委書記唐小平指出，“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的傳染性強，但毒力非常低，感染后絕大部分是無癥狀，最終造成重癥和死亡的主要是老年人。因此，我認為防疫的重點難點是提高老年人群特別是80歲以上老年人的疫苗接種率。目前在廣州地區，80歲以上的老年人第一針接種率只有50%多，接種第二、第三針的比例更低。新加坡80歲以上老年人的第三針接種率達到80%以上。”一位傳染病專家對第一財經表示，“很多地方顯示超95%以上的感染者為無癥狀和輕癥，病死率很低，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按照甲類管理顯然不符合科學。很顯然，當前流行毒株的致病力比較弱，在全國已經完成基礎免疫的條件下，按乙類管理已經不成為問題。回歸乙類管理，也可以為未來進一步優化防控措施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據，做到有法可依。”
2、大力度補貼低收入階層。最近幾年數字化的高度普及，為精準了解家庭收入情況提供了便利。建議對城市低收入家庭，按照所在城市生活水平，一次性提供數萬元補貼，以緩解生活壓力。在地方財政連支付核酸檢測費用都日漸困難的情況下，補貼應由中央財政承擔。
3、 以“新四萬億”力度刺激消費。建議以消費券形式，鼓勵餐飲、購物中心、航空、酒店等消費，發放對象應為全民。消費的提升，會帶來“乘數效應”，進而創造稅收收入。因此，對政府而言，發放四萬億的消費券，其實際成本會遠低于四萬億的金額。
4、居者有其屋。一套住房，背后就是一個家庭的幸福。疫情期間，對疫情導致還貸困難的家庭，出現“斷供”的，建議銀行不收取罰息或強制拍賣。在疫情結束前，銀行應暫停計算房貸本息。待走出疫情后，再恢復房貸本息的計算。暫停，不是免除，而是延遲支付。
5、確保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房地產素有“金融危機之母”之稱，并非浪得虛名。房地產必須軟著陸，而不能硬調控。房地產既是灰犀牛，也是經濟社會的頂梁柱，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更不能指望“畢其功于一役”。當前，穩定房地產市場壓力很大，原因在于：1）民眾有“買漲不買跌”的心理；2）收入預期不穩定的情況下，民眾不敢輕易出手買房；3）與前幾年相比，家庭債務已經顯著增加，突破警戒線，繼續加杠桿空間有限。4）“爛尾樓”難題，讓購房者心有余悸。因此，在這種復雜的局面下，房地產應該加大支持力度，可以考慮取消限購、以個人房貸抵扣個人所得稅等優惠措施。與此同時，應大力發展REITS，為開發商提供長期、穩定、透明的融資渠道。
6、大幅度減稅休養生息。減稅的準確含義不是“減少稅收”而是“降低稅率”，在稅負過重的情況下，降低稅率會產生“拉弗曲線效應”，政府稅收收入可能不減反增，實現政府和社會的共贏。這一點，已為中國歷史上的多次“休養生息”成功實踐所佐證。
7、地方財政支出，應從基建為主，轉向民生為主，大力投入醫院、學校、保障性住房、養老服務等領域。
8、穩定預期，提振信心。在企業的經營決策中，預期是第一變量。最近幾年，預期紊亂現象突出。如何穩定預期？第一，要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對一些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傳聞”要及時澄清。第二，共同富裕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具體操作性的政策應及早厘清，為社會提供明確的預期引導。第三，應出臺一些“干貨”提振民企信心，例如打破行政壟斷，擴大民企市場準入。
9、大力釋放改革紅利。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336項改革，這是一座難以想象的金礦。除了加快資本市場注冊制改革外，應該抓緊啟動一批標志性改革，為穩定經濟注入新的動能。建議：1）深化國企改革，探索管理層和核心員工股權激勵，激發國企內在活力，堅持市場導向，避免行政干預，為創新奠定體制基礎；2）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國有股要善于、甘于做小股東，探索“金股”制度，不求所有但求搞活；3）打破行政壟斷，擴大民企準入，以“鯰魚效應”激活創新；4）大力發展民營銀行，在加強監管的基礎上，要為民營銀行提供合理的發展空間，避免為了防風險而犧牲發展的因噎廢食，避免民營銀行淪為“雞肋”。5）大力度裁減政府機構、人員編制、政府層級數量，牢記“養了人就要管事”的道理，降低制度性交易費用。6）提高地方財政支出透明度，陽光是最好的警察；7）深入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一方面開征遺產稅，另一方面降低個人所得稅。
10、以制度型開放倒逼改革。中央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非不要開放，而是要“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只有堅持推進“制度型開放”，才能反制美國的“大脫鉤”圖謀：1）抓住歐盟與美國開始出現“烏克蘭戰爭裂痕”的契機，推動中歐投資協定；2）研究加入CPTPP的行動計劃，以操作性方案贏得信任；3）擴大外資準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國民待遇，讓外資有錢賺、不想走；4）把自貿區改革落到實處，讓自貿區真正活起來。
摘自-劉勝軍經濟學大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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