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戰爭，破解中國被“卡脖子”的3個錯誤認知
時間：23-07-14 來源：商業評論
芯片戰爭，破解中國被“卡脖子”的3個錯誤認知
芯片是現代世界賴以生存的稀缺資源，從制導導彈到微波爐，從智能手機到股票市場，一切都離不開芯片。
由于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力量都建立在芯片的基礎上，誰在芯片設計和制造領域保持領先地位，誰就能在科技和經濟等領域產生巨大的優勢。
了解芯片崛起的歷史，以及背后日益復雜的地緣政治權力斗爭，同樣對理解當今的政治、經濟和科技至關重要。
本文為科學家萬維鋼為《芯片戰爭》一書所寫的推薦序，原標題為《國運升級點》。
克里斯·米勒的《芯片戰爭》十分精彩，有科技冒險，有商戰故事，更有大國博弈，還獲得《金融時報》2022 年最佳商業圖書獎，在世界范圍內都很受歡迎。
但我們中國讀者讀這本書會有更復雜的情緒，理應也有更重要的收獲。 因為現在芯片已經是一件事關中國國運的大事。
眾所周知，近幾年中美芯片戰愈演愈烈，美國政府打定主意在芯片上卡中國脖子。中國當然不能服輸，但我們需要理解，這不是一場尋常的爭奪。
這里爭的絕不僅僅是技術，更是創新文化、市場、制度、做事方法和冒險精神。
也許米勒的這本《芯片戰爭》能刺激我們思考，讓我們對當今世界有更深的認識。
在某些人心目中，中國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高度發展，擁有世界最強的供應鏈體系，中國制造已經統治全球，中國的量子信息、5G 技術等正在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已經“贏麻”了。
客觀地說，當今中國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不但比不了美國，而且連20世紀80年代正在崛起中的日本都比不了。
當時日本已經有索尼、夏普、豐田、本田、東芝、佳能、尼康等一系列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自己的設計、自己的品牌，且受到全世界消費者追捧的公司。日本曾經在芯片上把美國打到近乎絕望。就連韓國，早在一二十年前，也已經有了三星、LG、現代這樣的全球知名企業。
而當今中國除了華為和字節跳動，全球品牌還很少，獨家技術也很少。
中國排在前列的大公司都是像石油、銀行、電網和電信這些國有企業，一些國產品牌只在中國能做到家喻戶曉。中國經濟體量大、數字好看，而我們的真實經濟實力，特別是創新能力，距離發達國家還很遠。
我們在工業母機、醫療儀器、農牧業育種等很多領域都受制于人。我們的產業升級遠遠沒有完成。
芯片只是一個聚焦點，但是透過芯片，我們也許可以反思一下一些人過去那種比較幼稚的世界觀。
簡單說，米勒這本書能糾正我們三個錯誤認知。
01
錯誤認知一：
任何高科技都可以通過“堆積”獲得
第一個錯誤認知是任何高科技都可以用“堆積”的方法獲得。我們常常默認而未經審視的一個觀念是只要你投入足夠多的人力物力資源，就可以做成別人能做成的任何事情。
既然別人能搞出高端芯片，那我們只要領導重視、政府支持、不計成本地投錢，就也能把芯片搞出來，是嗎？
不是。世間很多事情的確是“可堆積的”，比如修個橋、鋪個路，只要人多勢眾，總能做成；但有些事情是“不可堆積的”，比如中國足球。
不可堆積的東西往往要求高水平人才的奇思妙想，要求復雜的環境，要求可遇不可求的機遇。
很多人喜歡把芯片戰和中國以前研發核武器類比：都是高科技，中國以前能搞出核武器，現在為啥不能搞出高端芯片呢？因為核武器其實是個“簡單”技術，是可堆積的。
中國當初研發核武器的時候，美國和蘇聯已經有現成的成功經驗，大家比較清楚基本原理，研發方向非常明確，涉及的技術項目非常有限。而且搞核武器不需要考慮商業上的盈利——只要能做出來就足以形成核威懾。
搞核武器，你只需要在最核心的地方，有幾位像鄧稼先、于敏這樣最聰明的、不可堆積的人才，他們下面再配上幾百名善于做計算、能根據他們的思路完成任務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其余都是工人和士兵等可替換的人，要多少有多少，都是可堆積的。
而要造芯片，從芯片設計軟件到光刻機，再到硅材料，每一個步驟都需要很多個聰明人的奇思妙想，這里沒有“大力出奇跡”。你需要成千上萬個“鄧稼先”和“于敏”，而且他們必須都在自己的行業里做得樹大根深。
芯片的科學原理沒有秘密，都是公開的。但是要做到技術上的可行性，尤其是商業上的可盈利性，那可就太難了。花一億元人民幣造出一顆芯片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必須保證大規模制造、保證良品率、保證更新速度，還得保證做出來很便宜才行。
為此，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大項目，而是一整個生態系統。而這樣的系統，只能由全世界頂尖科技公司共同完成。
米勒在書中不厭其煩地講當今世界芯片技術的格局。就拿能生產5納米以下芯片的EUV（極紫外光）光刻機來說，最初的設計原理來自美國，實際形成產品的是荷蘭的阿斯麥（ASML）公司，它用了30年的研發才完成了商業化。
而阿斯麥并不是自己研發，它始終需要各大公司的投資和合作，尤其是需要上千家小型高科技公司做零部件供應商。比如EUV光刻機中的激光器是德國一家公司受命研發出來的，它有457329個部件——所有這些零部件哪怕有一個性能不達標，光刻機的總體性能就會大打折扣。
請問中國有沒有可能以一己之力把所有這些東西做出來？現實是中國制造從未離開過全世界的技術支持。
是，我們現在有一些像量子信息、碳納米管芯片之類的領先研究，但是這些都還處于探索科學可能性的階段——全世界有無數個類似的研究在賭，它們距離技術可行性、商業可盈利性還差十萬八千里，根本談不上“第四次工業革命”。
02
錯誤認知二：
創新應該由政府主導
第二個錯誤認知是創新應該由政府來主導。我們有些人傾向于把政府想象成無所不能的力量，仿佛政府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考察美國、日本和前蘇聯研發芯片的歷程可以發現，恰恰是政府參與度越高，就越不成功。
美國政府的確在芯片公司的成長中起到過重要作用，但芯片研發也好，生產也好，主體從來都是企業而不是政府。政府最多是在“上面” 拉一把，比如提供軍方的訂單、資助國家實驗室和大學的科研——但是從來沒有“挑選贏家”、沒有直接扶植哪家公司，創新從來都是各個公司像生物演化一樣自行冒險探索、優勝劣汰出來的。
日本的做法可以稱為“亞洲模式”。政府從“下面”推，給貸款、給政策，不計成本幫你做大做強。如果你有后發優勢，這個做法在初期也許能取得快速成功，但是后期都會遭到反噬，因為被推起來的公司缺乏成本意識和冒險精神，也就沒有真正的創新能力。
前蘇聯就不用說了，政府直接操作，從未經受市場考驗，敗得最慘。
如果讓政府主導創新，那就不是創新。政府就不是一個創新部門。
創新，首先是有風險的事情，需要奇思妙想，需要你在各個方向自由探索。創新意味著浪費，意味著對現有格局的顛覆，意味著無情的破產和淘汰……
我們整天說創新，殊不知談創新不談風險、不談顛覆的，都是偽創新。
米勒在這本書里講了很多科學家、發明家，特別是企業家的故事，充滿了個人英雄主義，都是不可堆積的。
這其中我最佩服的是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此人憑一己之力，靠遠見卓識，不但給中國臺灣地區帶來了一個芯片產業，更是直接改變了全世界芯片制造的格局。試問一項由政府主導的事業中能出這樣的人物嗎？
米勒在書里說，從一開始，美國的分析師就知道中國一些產業政策純粹就是“浪費錢”。
當初特朗普叫得歡，但美國真正害怕的是華為。華為是一家民營公司，非常理解國際市場，賺的是外國人的錢，其研發經費與美國最頂尖的公司在一個量級，是一家配得上做英特爾和三星的競爭對手的中國公司。美國打芯片戰的首要攻擊目標是華為，而不是“大基金”。
政府主導創新最好的結果可能是扶植起來幾家沒有競爭力的本土公司，最差的結果是制造一大堆債務。
03
錯誤認知三：
我們應該獨立自主
第三個錯誤認知是我們應該獨立自主。獨立自主是一個美好的詞匯，人人都希望獨立自主，尤其是當你在外面受了欺負的時候。
獨立自主的本質是我不依賴任何人，但是這種追求在全球化時代已經過時了。
現實是就芯片技術而言，連美國都不能獨立自主。美國必須依賴荷蘭的光刻機、日本的硅片和中國臺灣的制造。
而所謂的芯片戰，美國卡中國脖子，恰恰就是逼著中國去獨立自主。這叫作“把互相依賴武器化”：為了打擊你，我不讓你依賴我。
互相依賴是一種生存條件，被孤立是一種打壓。現代化已經形成了一個全球“圈子”，只有圈里人得到這個圈的各種好處和幫助，互相依賴，才能把事情做成，獨立于圈外沒有任何前途。
不被卡脖子的正確做法不是獨立自主，而是讓自己變得更值得依賴，讓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不得不依賴我們，以此跟美國討價還價，若你要再敢卡我脖子我就卡你脖子。
本來中國可以用獨一無二的供應鏈和中國制造卡美國脖子，美國政府對此是非常難受的。可是近幾年我們沒有完全做到。
04
真實世界的大圖景
理解了三個錯誤認知，那么真實世界的大圖景是什么呢？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有豐富的年輕勞動力，有一個大市場，而且恰好趕上了全球化的歷史機遇，是我們發揮了“后發優勢”。
當你落后的時候，最大的好處就是你可以模仿。你知道改進的方向在哪兒，你可以直接引進技術，你可以“抄作業”。這個時期的技術升級當然是可堆積的，投入人力物力就行。亞洲模式相當好使。
然而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就到了下一個階段。允許引進的技術已經引進完畢，剩下的得自己研發，創新走到了無人區。人口步入老齡化，勞動力越來越貴。全球化在退潮，美國等國家已經不拿中國當發展中國家，開始對抗。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還繼續以前的發展模式，那么用經濟學家楊小凱當初的話說，中國的后發優勢就會變成“后發劣勢”。中國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中國需要一次國運的升級。
我們需要建立在冒險精神上的真正創新。我們需要像華為那樣走出中國，理解國際市場，樹立全球品牌。我們需要無數個像張忠謀和任正非那樣氣度非凡的大人物。我們需要產生不可堆積的優勢。
芯片戰爭正好是一個契機。
05
中國的本手和妙手
現在局面非常清楚，美國政府絕對不會主動給中國機會。產業政策是緣木求魚，自力更生是夢幻泡影，彎道超車也只是愿望思維。在芯片問題上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
但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中國有自身的戰略優勢，美國政府也不能為所欲為。最大的優勢就是中國是當今世界第一大芯片使用國。全世界的芯片公司——包括美國公司——都想跟中國合作，美國政府搞脫鉤，其實是不可持續的。
有了這點定力，我們就可以有本手和妙手。
本手，是從低端芯片做起，慢慢往上攀爬。現在7納米以上的芯片中國是可以做的，而且這種芯片的需求量也很大。先拿低端芯片練手，中國完全可以出現一批有真正競爭力的公司。
本手還包括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建立一個真正適合創新的環境，培養真正的創新型人才。
最起碼的，中國的民營科技公司有沒有足夠的安全感，敢不敢做長期的投資？中國有沒有一個讓高水平人才成長的環境？別忘了像鄧稼先、錢學森、于敏這些人物都是早期的大學生。我們能不能先別用死記硬背式的教育和研究生考試中英語那種項目卡自己人的脖子。
更重要的本手則是進一步改革開放，讓全世界像現在都依賴美國一樣越來越依賴中國。
做好本手，我們就可以等待妙手了。
米勒在書中提到，世界芯片行業曾經遭受過若干次重大危機。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芯片都賣不出去；2021年因為疫情危機，汽車芯片突然買不到。像這樣的機會如果再來一次，而中國當時正好有一個戰略高手，使用一些方法，我們就可以得到想要的技術，可以大有作為。
所以要做好本手，等待妙手，而且還得注意少用那些光花錢不辦事的俗手。
世界芯片產業的格局是脆弱的，關鍵節點只有那么幾個，美國只是其中一員。中國能參與進去，是因為我們體量大，只要我們一直留在牌桌上，就一定有好牌可以打。
如果我們能從芯片戰爭中學到任何東西的話，我認為首先是這些道理。戰爭會改變我們。不要辜負這場戰爭。
摘自-商業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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