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抑或越南？誰將是中國制造最大的挑戰者
時間：23-08-03 來源：FT中文網
印度抑或越南？誰將是中國制造最大的挑戰者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沖突、疫情沖擊和俄烏戰爭接連發生、綿延不絕，由此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2021年夏天，越南是否可能替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的議題被廣泛討論。2022年，越南“不負眾望”，錄得8.02%的GDP增速，為1997年以來最高。但2023年，在全球已經基本走出疫情的情況下，越南經濟沒能延續高增長，一季度增速僅錄得3.32%，只比2020年一季度（3.21%）略高，為近十年第二低點。
實際上，越南經濟的大起大落，符合其經濟特征，并不出人意料。而通過拆解疫情三年間越南的進出口結構可以發現，中越產業鏈既有替代，又有互補。產業鏈轉移的原因包括成本因素驅動、疫情防控擾動等多個方面，對中國的產業鏈替代更多地集中在越南具有傳統優勢的低端產業，比如服裝鞋帽制造，部分產業鏈現在還很難判斷是永久性還是階段性轉移。但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越南與中國的經濟體量差距太大，就產業發展現狀、勞動力數量和質量而言，短期內不大可能替代中國。
與越南相比，印度更值得中國關注，“龍象之爭”或將成為現實。
印度是一個有著古老文明和獨特地緣戰略價值的南亞大國，坐擁幾乎整個南亞次大陸，扼守印度洋，人口數量即將超過中國——未來30年預計全球新增勞動力中，印度占比將高達22%——這不僅意味著充足的潛在勞動力儲備，還意味著龐大的潛在消費市場。同時，作為區域性大國，印度長期對印太地區懷有戰略野心，希望在印度洋擁有排他性的主導權，成為最終的地區安全提供者，在國際上贏得大國地位。
但中印關系長期并不友好，政治上缺乏互信。2017年“洞朗對峙”以來，兩國的邊境摩擦增多。但印度傾向于堅持“邊境爭端決定中印關系的基本姿態”。印度認為，只要邊境爭端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印度就不能與中國發展正常的雙邊關系。基于此，2020年，在疫情沖擊和印度經濟增長階段性失速的背景下，莫迪政府啟動了與中國經貿往來的風險評估，高調宣示去中國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采取了針對性的貿易保護措施，頻繁發起對華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推動對華經濟議題“泛安全化”。以國家安全為名，禁用了TikTok、微信等具有中國背景的百余款手機應用，并對中資手機企業接連開出罰單。比如，2022年4月，印度指控小米涉嫌通過冒充“特許權使用費”向外國實體非法匯款，并扣押其555.1億盧比資金（約合人民幣48.2億）。2022年7月，OPPO又被指控逃避關稅439億印度盧比（約合人民幣38億）。同月，vivo的119個相關銀行賬號被印度執法局封鎖，總額達46.5億盧比（約合人民幣4億）。最近，印度當局向小米發出正式指控通知，這意味著小米此前被凍結的555.1億盧比很可能遭遇罰沒。
中印近年的競爭領域和強度在不斷擴大和加強，而中美競爭則為印度提供了機遇，尤其是美國積極推動的“印太戰略”為印度在南亞地區進一步提高政治和經濟影響力提供了空間。印度國內甚至有“以對抗崛起的中國作為資本來吸引美國支持”的傾向——這已經在事實上改變了印度長期以來堅持的“不結盟”戰略。
特朗普政府任內，推動美國的“政治軸心”由中東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區轉移，“印太”進入實質性的戰略建構期。2017年11月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上，特朗普提出“印太夢想”（Indo—Pacific dream）。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對話中發表主旨演講予以回應，首次闡明共建“印太”的愿景，將其置于印度與世界互動的核心。2020年，美日印澳不僅提出要實施疫苗供應鏈合作，還多次強調聯手增強供應鏈彈性（SCRI）。2022年，拜登政府明確提出構建“印太經濟框架”（IPEF），旨在重組全球供應鏈體系以遏制中國崛起。2023年5月27日，美國宣布，IPEF包括印度在內的14個成員國就供應鏈協調達成一致——邁出了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實質一步。2023年6月22日，莫迪訪美后美印發表聯合聲明，雙方在科技、防務、戰略融合、清潔能源轉型、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公共衛生等領域展開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合作。
在當前異常復雜的國際政經局勢下，中印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均面臨巨大的挑戰：中國已經高速增長40年，人口老齡化、產能過剩、地方債務等問題突出，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已經進入改革深水區；印度則中速增長30年，盡管潛在的人口紅利很大，但經濟結構不均衡，制造業占比低，營商環境廣為詬病，基建落后，投資不足，政策搖擺，亟待重塑發展動力。
作為兩個相鄰但缺乏政治互信的大國，未來如何相處、以什么樣的策略相處，對促進兩國國內發展、維護亞洲和全球穩定至關重要。
我們認為，印度在政治上謀求大國地位的“壓艙石”在于印度經濟的平穩高速發展。
對印度來說，以“印度制造”作為占優策略應該是獨立自主的與中國公平合作，而非區別化乃至苛待中資。對中國來說，在充分了解印度后發潛力的前提下，也應該認識到雙方在經濟領域的合作既符合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需求，也符合中印兩國團結亞洲的地緣戰略需求。
如何超越地緣分歧的桎梏和國內輿論的掣肘，采用高超的策略加強經濟聯系，進行積極且富有建設性地互動，使雙邊關系易于管理，應該是兩國未來二十年關注的焦點。
1. 越南對中國的替代有限
近幾年，越南吸引國內關注的原因主要是貿易摩擦和疫情期間對中國的“替代”。但或許有三點需要厘清：
第一，越南對中國的替代并非始于疫情，金融危機期間就已初見端倪，主要受成本因素驅動。
全球產業鏈第一輪向越南的轉移始于1986年，越南學習中國搞“革新開放（DoiMoi）”，核心是私有化改革和開放市場。
1987年，越南出臺外商投資法，意欲“動員一切力量吸引境外資本”，甚至還批準了外資全權控股。所以越南從20世紀90年代，就承接外資訂單，開始為耐克和阿迪達斯生產運動鞋和運動服。
第二輪向越南的轉移是2008年前后，彼時全球制造業訂單都受到了金融危機影響，由于多良港，交通便捷，勞動力、土地成本低，越南再次受到制造業資本關注。時任三星會長李健熙與接班人李在镕危機中奔赴越南考察，當年即投資6.7億美元，建立三星在越南的第一個手機制造基地。隨后十多年，三星對越累計投資180億美元，建立了200多家本土供應商，雇傭了11萬名本土員工。
第三輪轉移是2012年前后，中國逼近劉易斯拐點,有前瞻性的企業開始布局東南亞。
比如，2013年，做國際運動服裝代工起家的申洲國際，在越南建造了面料廠。2014年，總部位于上海的天虹紡織，也開始建設越南海河工業區。華利集團、百隆東方等中國紡織和服裝業的頭部企業，都開始在越南建設生產基地。
所以，國際和國內制造業企業在越南的布局，并非源自近幾年，而是始于十年前。早先的產業鏈轉移，企業基本完全是基于成本因素的考慮，與其說是“替代”不如說是“補充”。
第二，疫情期間中越對美出口增速均有提升，越南對中國的替代呈現輪動特征。
2020年—2022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增速同比分別為8.4%、19%、1.2%；越南對美國的出口增速同比分別為24.5%、24%、13.6%。過去三年，中越進出口數據并非完全的此消彼長，實際上因疫情防控好壞、產能恢復快慢形成輪動。2020年二季度，越南受疫情影響較重，制造業受挫，彼時中國疫情控制較好，產能率先修復，部分新增訂單轉移到中國。進入下半年，中、越的疫情都逐步好轉，美國對兩國的進口份額則均有提升。2021年三季度，越南產能受德爾塔毒株影響，許多出口訂單再次流回中國。2022年春節后，越南企業加速復工復產，并在3月中旬放開入境與防疫限制。而當時中國的經濟重鎮深圳、上海、北京，先后遭受疫情防控重擊，工業生產受到很大影響，部分之前回流到中國的訂單，又流回越南。
第三，越南的對美出口和自中國進口同步提升，在紡織和電子設備制造領域與中國存在直接競爭。
貿易摩擦以來，跨國企業為了分散風險而采取“中國+1”的多元化戰略，或者將產業鏈的部分環節從中國轉移到越南等東南亞各國，或者在東南亞各國打造中國產業鏈的備份。根據畢馬威（KPMG）對財富五百強中132家跨國公司的調查，自2018年以來，有三分之二的供應鏈改革涉及到將生產推進到兩個或更多國家。盡管從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來看，“脫鉤”并不明顯。但貿易額恢復的原因可能包括中國早期疫情防控好，產能率先恢復而短暫對他國形成了“補缺”，以及美國國內的需求因素、原材料價格沖高。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在美國國際貿易中的比重的確有所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近岸”伙伴及越南等“友岸”伙伴的擠出。從美國進口端來看，中國份額從2017年的21.4%下降到2022年的16.4%，降幅達5個百分點。而美國“友岸”國家越南的份額則從2017年的2.0%上漲至2022年的3.9%，幾乎翻了一倍。
但與此同時，2017年—2022年，中國對越南的貿易順差由206.6億美元擴大到570億美元，同比增長175.9%，年均增速超過20%。
從結構看，中間品約占中國對越南出口的30-40%，主要集中在機械、電子、織物、智能手機和零部件等產品，與其對外出口的主要商品種類匹配。這說明，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部分中國對美國的順差轉變成了中國對越南、以及越南對美國的順差，顯示出越南逐漸成為中國產業鏈下游國，進口半成品并加工至成品出口歐美消費國，形成了“進口中國原料、技術、設備或半成品—加工制造—出口歐美消費國”的貿易模式
這一方面意味著在紡織和電子設備等兩國重點出口的領域存在直接競爭。另一方面則意味著，部分供應鏈環節向越南溢出。
綜上，中國向越南的產業鏈轉移，既有互補效應，又有替代效應。就目前來說，在細分領域，比如紡織和電子設備制造等越南具有傳統優勢的領域，越南對中國出口的替代效應有所顯現。從整體來看，制造業向越南轉移，主要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與中國供應鏈更多地是互補而非替代。
考慮到經濟體量和人口數量，越南對中國的替代非常有限。
2022年，中國GDP總量約18萬億美元，是越南0.409萬億的44倍。越南總人口9700多萬，勞動力人口6500萬左右。中國總人口14億，勞動年齡人口8.8億，是越南的13倍。
但有兩點需要關注，一是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度逐漸下降，美國自中國進口份額占比達到40%以上的細分品類由2017年的19個下降至2022年的9個，這意味著美國增強本國供應鏈韌性的目標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減少的份額主要轉移到了近岸和友岸國家；二是中國在美國資本品和中間品進口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從2017年的17.6%持續下降至2022年的12.1%，累計下降5.5個百分點。資本品和中間品貿易是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全球產業鏈的重要方式，比重下降可能預示著該國在國際分工和產業鏈中的參與度下滑，也預示著該國產業鏈可能存在與外界“脫鉤”風險。
實際上，與越南相比，印度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與中國相近的人口規模和市場潛力、更加便宜的勞動力成本的發展中國家，更具備成為下一個制造業大國的潛力。
2. 印度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從登上全球舞臺的角度來看，印度的變化略顯突然。
印度1947年獨立，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還鮮有高速增長的跡象。1947年—1992年，印度的年均GDP增速為4.05％，但人口增長率在2.11%以上，所以實際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僅為1.94%左右。且這期間的經濟增速波幅非常大，1975年最高達9.15%，1965年、1966年、1972年、1979年則為負增長（-2.64%、-0.06%、-0.55%、-5.24%）。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才開始穩定在5%左右。
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印度1960年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41.74%，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72%；受殖民歷史影響，服務業增加值占比一直較高（38.78%）。獨立以后，印度也照搬蘇聯模式（中國、印度、越南的故事有其相似性；印俄關系，亦淵源于此），經濟開放度低、體制僵化，將發展重工業和基礎工業作為優先戰略。通過多個五年計劃，初步建立起包括冶金、采掘、機械、運輸機械、化工、電力等重工業體系（因此印度工業基礎不容小視，遠遠好于越南）。但是，重工業需要進口大量技術和資本設備，占用和消耗了大量資源，導致第二產業的其他門類發展速度過慢，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陷入停滯，收入分配嚴重惡化。
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引發國際油價攀升，導致印度陷入嚴重的國際收支危機，外匯儲備短缺迫使印度政府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助。
根據IMF的貸款要求，當時的拉奧政府制定了一攬子經濟自由化改革方案，推動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和現代化，廢除臭名昭著的工業許可證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撤銷貿易和外匯管制，鼓勵私營經濟。
系列改革的直接催生了印度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
1994年，印度的經濟增速開始回升，外匯儲備呈幾何增長，在遭受亞洲金融危機的短暫拖累后，于2003年恢復增長。在經濟增速逐漸趨穩的同時，印度進出口額占GDP的比重也逐漸上升。1990年—2000年印度的進出口占GDP的比重年均為16.67%。2010—2019年，這一比重上升為34.63%。在同一時期，印度的外匯儲備從50億—200億美元左右，躍升至5000億—6000億美元。1990年—2022年，印度的年均經濟增速達8.91%，2014年趕上中國（7.4%），2015年首次超過中國（7.6% vs 6.9%）成為全球增速最快的經濟體。2022年，印度的GDP總量為3.39萬億美元，縱向對比，約為1990年的9.6倍。橫向對比，經濟規模全球第五，達到中國體量的18.8%。
印度國家銀行經濟研究部預測，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印度經濟總量將在2027年超過德國，很可能在2029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則預計，到2050年，印度的經濟總量將僅次于中國，位居全球第二。
在人口、經濟總量和增速的支撐下，印度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成為印太地區經濟秩序構建中不可忽視的國家，也為印度提供了參與“印太”區域政治事務的經濟能力。
3. 莫迪新政補制造業短板
印度獨特的經濟結構，限制了印度經濟的穩步發展。
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規律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順次演化和遞進。具體表現為：由第一產業占主導向第二、三產業占主導轉變，并伴隨農業勞動力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GDP的爆發式增長首先依靠工業增長拉動，隨后工業的增速放慢，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例逐漸下降，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逐漸上升，當服務業占比超過工業時，經濟發展進入后工業化階段。此時，第三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但印度卻是例外。獨立以來，印度經濟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其產業結構直接從第一產業過渡到第三產業，呈現出典型的“跨工業化”特征。
印度于1991年開啟市場化改革，但此時中國改革開放已歷經十年，且在1992年加快改開步伐。與中國相比，印度并不具備發展制造業的比較優勢。而當時，信息產業已經開始在全球范圍內興起，印度發達的高等教育和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優勢，為軟件業發展提供了中國無法比擬的有利條件。另外，軟件業等第三產業部門不需要大量的土地、能源、基礎設施和資本投入，依靠人力資本投入和必要的市場營銷網絡即可獲得較快的發展。因此，印度選擇直接瞄準國際先進服務業，旨在通過技術擴散等方式帶動整個經濟現代化。
隨著改革紅利日益消退，國內外環境顯著變化，印度經濟的多重困境逐漸暴露：
農業比重居高不下，工業短板沒有補齊，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局限性越來越明顯——服務業促進了印度資本市場的發展和旅游業的繁榮，但沒有吸納足夠的就業，沒有帶來生產率的全方位提高。印度的班加羅爾被稱為第二硅谷，但脫離了工業基礎支撐的服務業只是相對孤立地發展，未能在國內催化形成具備競爭力的產業鏈，且過于倚重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未與國內其他產業產生協同效應，即便如計算機硬件、電子元件等高度相關的產業，也未能享受到軟件行業的紅利而充分發育。
樂觀的學者們認為，制造業潛力和人口紅利，是印度獲得持續經濟增長的兩個重要動力。而人口紅利和制造業潛力是相伴而生的——人口紅利為發展制造業提供比較優勢，制造業吸納就業是釋放人口紅利的重要載體。
這就意味著，無論誰執掌印度，都要首先發展制造業。
2014年，莫迪上臺提出“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計劃，要將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從15%提升至25%（2025年），推動印度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莫迪政府的目的是啟動新一輪工業化進程，為農業轉移人口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推動實際工資上漲，支撐內需持續擴張，進而為工業化提供源動力，從而形成國民經濟的內生良性循環。
此后，印度國內主要經濟改革都圍繞“印度制造”展開：
政策層面，致力于推進稅收、征地和勞工制度改革，降低制造業企業投資設廠門檻，改善營商環境，縮短商標和專利的審批時間，加強產權保護，相繼放開建筑、醫藥、保險、畜牧、通訊、采煤等行業，提高私人投資和外資的持股比例上限，傾力打造向大企業、大資本、大項目傾斜的“商業友好型經濟”。
基建層面，提出了龐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計劃，將鐵路、港口、工業走廊等基礎設施建設提到優先議程，優先保障這些方向的財政支出，致力于改變印度基礎設施陳舊、落后的局面，同時刺激印度的經濟增長。還推出“數字印度”（Digital India）倡議加快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普及。
在莫迪上臺以前，由于印度較為松散的政治體制，與其他國家相比，第一，印度政府沒有那么強大，大量的經濟活動不在政府的調控范圍內；第二，中央政府對各邦政府的約束沒有那么強，各邦之間的經濟聯系也并不緊密。
2015年1月，莫迪政府撤銷全國計劃委員會并舍棄了國大黨奠定并執行了多年的“五年計劃”規劃體系，轉而成立“國家轉型委員會”（NITIAayog），通過大量專項計劃來落實其經濟規劃，依托“積極治理和及時落實”（Pro-Active Governance and Timely Implementation）機制進行項目決策和監督，并在部委之間進行協調——這一框架意味著印度經濟政策的決策權進一步收歸到總理辦公室，政策本身可以更直接地體現出執政核心的意圖。
2017年7月，莫迪政府正式實施商品服務稅（The Good and Services Tax）改革。這是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最大規模的稅制改革。其主要內容是，用全國統一的商品服務稅，取代此前印度中央政府與各邦地方政府分別征收的各類間接稅。長期來看，統一稅制最大的好處是，在擴大稅基增加稅收的同時，削弱地方財權，徹底改變印度分割、碎片化的財稅格局，減少不同邦之間的貿易摩擦，降低交易成本，建立更統一的國內市場，并提升印度企業的競爭力。2019年以來，又進一步推出了一系列促進國內投資的稅收政策。例如，將現有的企業稅率從30%降至22%，將新制造企業的企業稅率從25%降至15%。
2020年，疫情爆發后，莫迪政府配合“印度制造”，出臺了“自力更生”計劃，用以刺激市場需求，促進基建、電子制造業等產業的發展。隨后連續出臺五次經濟激勵政策，幾乎覆蓋全行業，并持續推進自2014年上臺以來便展開的土地、勞動法、稅收、外資管理改革。
2021年，莫迪在獨立日慶祝活動上講話稱，印度將啟動規模達100萬億盧比（約合1.35萬億美元）的基建計劃，從而創造就業機會并提振經濟，提高印度工業的全球競爭力。莫迪正試圖改善國內供應鏈，并融入國際供應鏈。財政部在隨后的一份聲明中表示，高質量的基礎設施是實現廣泛和包容增長的先決條件。基礎設施投資對于維持印度經濟高速增長非常有必要。為了在2025年實現5萬億美元（相當于中國現在的1/3）的GDP目標，印度需要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進行大規模投資。
莫迪還公布了25年內實現能源獨立的目標，包括擴大清潔能源如天然氣的使用、推廣電動車，將印度打造成全球綠氫生產中心，爭取到2070年實現凈零碳排放。
4. 印度的大國政治訴求
印度是一個幾乎坐擁整個南亞次大陸、有著古老文明和獨特地緣戰略價值的南亞國家，一直以來就有著“大國夢想”，渴望獲得作為一個大國應有的地位。莫迪將印度描繪成“全球南方”的天然領導者，他認為“印度應獲得和承擔更高、更深、更廣的影響力和角色”，并希望在印度洋有排他性的主導權，成為最終的地區安全提供者。
印度的人口規模及其經濟潛力已經為其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全球政治影響力。中美戰略競合的大背景以及美國積極推動的“印太戰略”，又為有政治意愿的印度提供了進一步發揮更大作用的地緣政治空間。
2007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印度國會發表演講時提到，日本要在亞歐大陸外緣形成一個囊括印度、美國、澳大利亞的“自由與繁榮之弧”（the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即發端于此。2017年，隨著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軸心”由中東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區轉移，“印太”進入實質性的戰略建構期。特朗普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上提出“印太夢想”（Indo—Pacific dream），并呼吁“共同努力，實現一個和平、繁榮和自由的印太”。此后，特朗普政府陸續出臺多份戰略性文件：《美國國家安全戰略》（2017年）《印太戰略報告》（2019年）《自由開放的印太：推進共同愿景》（2019年）等，共同構成了美國的印太戰略框架，意欲扭轉正在出現的不利于美國的國際格局，進一步重塑有利于美國的亞太地區秩序。
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對話中回應了美國的呼吁，首次闡明共建“印太”的參與愿景，并將其置于印度與世界互動的核心。在印度外交部的《年度報告》中，關于“印太”的提法顯著增加，2018—2019年度“印太”出現了22次，2019—2020年度出現了59次，2020—2021年度出現了47次，2021—2022年度則出現了61次。
2019年11月，在東亞峰會上，莫迪提出建立“印太海洋倡議”（Indo-Pacific Ocean Initiative，IPOI），旨在構建區域內利益共同體的伙伴關系，以促進自由貿易和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其中，基礎設施建設、推廣民主治理模式以及基于規則的貿易秩序構成這一倡議的主要抓手，在這一目標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也得以加強。
2020年初，在疫情沖擊的背景下，供應鏈安全合作被納入四國合作新議程。美日印澳不僅提出要實施疫苗供應鏈合作，還多次強調聯手增強供應鏈彈性（SCRI），調整和建立區域內新的供應鏈網絡，包括構建稀土聯盟、建立“安全半導體供應鏈”、建設“更強大、更具彈性的印太地區”等，以最大程度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特別是印度啟動了與中國經貿往來的風險評估，首次討論印度對中國經貿往來的必要性，“去中國化”的“脫鉤”意圖非常明顯。
拜登入主白宮以后，繼續在“印太戰略”下落實自己的盟友策略，以各種實際利益引導印度加強與美國的關系，著手構建一系列新的小多邊主義組織，計劃性、針對性更甚于特朗普時期。這些舉措正在逐步發揮實效。
2022年5月20日，拜登在東京明確提出旨在重組全球供應鏈體系以遏制中國崛起的重要倡議——“印太經濟框架”（IPEF）。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稱，美國希望恢復其在該地區的經濟領導地位，并“為印度洋-太平洋國家提供一種替代中國的選擇”。供應鏈協議將加深美國與印太地區伙伴的經濟合作，幫助美國公司在這一地區開展業務，使美國在全球更具競爭力。
2022年8月15日，拜登對印度獨立75周年表示祝賀，稱印度是美國“不可或缺的伙伴”，兩國將“繼續站在一起捍衛基于規則的秩序”，共同努力應對全球挑戰。這表明，美國已經將印度視為中國在亞洲及其他地區影響力的未來挑戰者之一。11月11日，美國財長耶倫于G20峰會召開前夕訪問印度。在同印度財長西塔拉曼舉行會談時，多次在“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等概念上給印度戴高帽，并對印度“替代中國在世界產業鏈中地位”寄予希望。
2023年5月27日，美國宣布“印太經濟框架”（IPEF）14個成員國就供應鏈協調達成了一致。IPEF共有貿易、清潔能源、供應鏈和公平經濟四個談判支柱，其他三個支柱還在談判之中。
2023年6月20日，莫迪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莫迪此前曾多次訪美，這是首次對美進行國事訪問。他也是拜登政府以國事訪問規格接待的第三位外國領導人，前兩次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和韓國總統尹錫悅。他還是歷史上第二個兩次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的領導人，第一個是丘吉爾。訪問結束后，雙方發布了一份涉及58項內容的聯合聲明。聯合聲明稱，美印將在科技、防務、清潔能源轉型、公共衛生等領域加強合作。
美國駐印度大使埃里克（Eric Garcetti）表示，這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訪問，“而且正值一個歷史性時刻。”兩國伙伴關系從來沒有如此深入和緊密是因為美國的兩黨都“將印度視為在與中國不斷升級的競爭中不可或缺的盟友。”莫迪在國事訪問前接受采訪時也表示，新德里和華盛頓對彼此的信任，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是中國的重要鄰國，但中印關系卻長期處于并不友好、缺乏互信的狀態。從地緣政治邏輯看，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將印度視為世界大國事務中的“卒子”，在印度目前實力遠不足以挑戰美國的情況下，扶持印度發展以制衡中國，已成美國朝野上下一致的戰略取向。而印度抱著在中美競爭中漁利的心理，也希望用對抗作為親美的“投名狀”。在印度精英階層中，一個主流認知是：“中國是印度崛起的挑戰和國家安全威脅，一個強大的中國是印度崛起的阻力”。因此，某種程度上，印美經濟和安全合作是自然而然的。
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曾在《印度方式：動蕩世界的戰略》一書中寫道：印度的大戰略應當是“通過發現和利用全球矛盾帶來的機遇，（促進）國家利益”，并“通過盡可能多的關系將所獲利益”最大化。
“印太”的出現，為印度提供了“走出南亞、進入亞太、向世界性大國看齊”的機遇。通過與美國發展戰略伙伴關系和加入四方安全對話，印度正在強化自己在太平洋地區的地位，在未來整個亞太地區的合作和發展過程以及中美競合關系中，印度將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未來也可能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印度尋求大國地位當然包括戰略自主，不希望聽從別國路線或成為某個陣營的“跟班”。比如，在持續16個月的俄烏戰爭中，莫迪政府未對俄羅斯進行任何譴責，反而與其保持甚至加強經貿聯系，大規模擴大對俄能源采購。所以，在中美印三邊關系中，印美合作能走多遠、中印合作有多大空間，取決于中美競爭的烈度和印度對來自北京的安全威脅的評估，這樣的復雜性或許為中國掌握中印關系管理的主動權創造了可能。
5. 中印是天然的競爭對手
中印兩國是天然的競爭對手，狹路相逢只是時間問題。
第一，印度將憑借高速增長逐步縮小與中國規模差距。
經濟規模上，2022年，印度的GDP總量為3.39萬億美元，全球排第五，是中國的18.8%。雖然中印經濟規模的絕對值相差較大，但印度國家銀行經濟研究部預測，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印度經濟總量將在2027年超過德國，很可能在2029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則預計，到2050年，印度的經濟總量將僅次于中國，位居全球第二。在增速方面，2010年-2022年，中國和印度的年均增速分別為6.96%和6.12%。而自2015年和2016年連續超過中國后，印度在2021年（0.65%）和2022年（3.83%）再次連續超過中國。根據IMF的預測，2023年和2024年印度的經濟增速（5.9%、6.3%）依舊將超過中國（5.2%、4.5%）。未來幾年，印度的經濟增速很可能持續領跑全球經濟主要經濟體。
第二，印度在人口紅利和市場空間上不遜于中國。
2022年，印度人口超過14億，且15—64歲的勞動年齡段人口的比例為67%，年齡中位數不到28歲，這意味著印度每年有超過1200萬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到2050年，印度將再增加1.83億該年齡段的勞動力。這意味著，未來30年新增的全球勞動力中，22%都將來自印度。印度的勞動力成本也比較低，中國長三角珠三角的普通勞動力工資約為4500—5000元左右，中西部省份略低，約4000元左右，越南則在2500元—3000元左右，而印度的普工工資僅需1500元。與此同時，廣袤的市場腹地、趨于完善的電子產業鏈、較發達的軟件信息產業和醫藥產業、與歐美接軌的語言能力，都讓印度初步具備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的潛質，是再現中國發展奇跡的有力競爭者。
第三，貿易逆差導致貿易摩擦，印度主動尋求經濟脫鉤。
印度對外貨物貿易逆差常年在千億美元以上，超過30%來源于中國（像原料藥就嚴重依賴中國），印度政府不斷推出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4—2023年，印度發起的涉及中國的反傾銷案多達127起，反補貼案8起，保障措施案145起，涉案產品涵蓋機電、化工、有色金屬、鋼鐵、紡織等行業。印度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對中國貿易救濟調查發起國和第一大對中國反傾銷案申訴國。印度不但對華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頻繁，也積極推動對華經濟議題“泛安全化”，頻繁對“中國制造”和“中國投資”設置壁壘。印度對兩國經貿關系的態度表明，印度政府的對華戰略追求不是“政冷經熱”，更像是“政經雙冷”。
第四，兩國具體的出口商品存在直接競爭。
根據聯合國貿發委的數據，印度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的商品主要有食品及活畜（SITC0）、礦物燃料類（SITC3）、化學制品類（SITC5）、按原材料分類的制成品（SITC6）、雜項制品類（SITC8），其中SITC6的競爭優勢最大，而中國具有競爭優勢的商品為SITC6、SITC7、SITC8，其中SITC7（機械及運輸設備類）的競爭優勢最強。所以中印兩國具有競爭優勢的外貿商品有重疊，即第6、8類商品，“中國制造”和“印度制造”的這兩類商品在國際市場上面臨直接競爭。隨著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的效果逐漸顯現，比如蘋果產業鏈向印度遷移——相比于越南僅生產部分零部件，印度的產業政策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身整機生產的能力。
第五，未來在消費電子產業鏈和電動車領域也可能出現直接競爭。
2021年底，印度批準了一項價值約合100億美元的激勵計劃，提供最高可達50%項目成本的補貼，以吸引全球大型半導體、晶圓廠、顯示器等制造商將印度作為生產基地，并將印度打造為電子系統設計和制造的全球中心，意圖與中國和越南競爭全球手機生產市場。2022年9月，印度又將補貼份額統一為50%的項目成本，以吸引硅基、化合物晶圓廠、封裝廠、顯示工廠及芯片設計等生態系統。
在此次莫迪訪美期間，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表示將加快特斯拉在印度設廠，美系半導體廠商也陸續宣布在印度投資建廠。
特斯拉高管在2023年5月訪問印度，并與印度多位部長級官員就在印度建立汽車和電池生產基地進行了會談。2023年6月22日，美國存儲巨頭美光（MU.NASDAQ）宣布將在莫迪家鄉古吉拉特邦（Gujarat）建造一個組裝、測試工廠，用于DRAM和NAND產品的組裝和測試，以滿足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需求。半導體設備廠商應用材料（AMAT.NASDAQ）宣布將在班加羅爾建設一個合作工程中心，加速半導體設備技術的商業化。另一大半導體設備廠商泛林集團（LRCX.NASDAQ）也宣布將培訓6萬名印度工程師，以加速印度半導體教育和勞動力發展的目標。雖然美光此次宣布建立的封測廠屬于半導體中后端工藝，在半導體價值鏈的底部，技術、資本密集度均較低，但不排除未來持續加大投資，促進印度的半導體產業鏈生態逐步升級。
事實上，自美國政府開始強調半導體供應鏈集中在東亞存在風險以來，美國政府就對印度寄予厚望，不僅在半導體領域給予投資、技術、人才等支持，還在電信、太空探索、先進計算和人工智能等諸多領域提供全方位幫助，試圖將印度打造為“最大的民主國家”范本。
蘋果、特斯拉、美光等成熟的國際巨頭的影響力不僅僅局限于單家企業，實際上對本國產業鏈的帶動極大，且可以充分利用外資巨頭的技術、品牌、資金和渠道優勢，極大縮短某個先進制造業產業的發展周期。中國應特別注意印度在這些領域動向，為未來的競爭威脅做好充分準備。
6. 印度面臨的沉疴和新疾
莫迪新政的一系列政策組合拳，在很大程度上觸及到了印度發展道路上的頑疾，但莫迪改革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左右搖擺、前后矛盾，不能一以貫之。
作為一個將經濟改革議程視作其主要政治承諾的政府，莫迪政府一方面體現出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決心。例如，不斷優化營商環境，追求開放的市場、外來投資、私有部門增長和結構轉型，提倡“最小國家”。另一方面，其經濟政策執行過程又充斥著過多的政治考量和意識形態色彩。例如，一邊追求優化營商環境、吸引和利用外資，另一邊又鼓吹“自力更生”，實施貿易保護、加征關稅，動輒進行反傾銷調查。尤其是針對來自中國的投資設定了更具有針對性與選擇性的限制條件。
短期來看，這些前后矛盾、模棱兩可的政策，或許可以平衡印度教民族主義和工商階層利益集團的訴求，為2024年爭取連任積累選票；長遠來看，經濟穩定增長才是實現印度崛起的壓艙石，這種帶有投機性質的搖擺，利弊得失尚未可知。
此外，印度的發展依然面臨很多舊癥和新疾。
在經濟發展潛力方面，基建落后、營商環境、種姓制度、宗教問題、產業鏈不完善、勞動參與率低、區域市場分割、脆弱的金融體系、綠色轉型的約束等等，都是印度經濟保持穩定的中高速增長需要應對的挑戰。
在追求大國地位方面，印度不僅面臨著莫迪所說的“與弱小鄰國爭吵”，還需要平衡與中國、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法國等大國的關系，也必須重視沙特、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國對印度洋的利益訴求。
第一，基建落后，投資不足。
印度對公路、鐵路、電力等基礎設施需求量巨大，印度政府也在努力增加基建投資，但囿于欠賬大和資金匱乏，取得的進展比較有限。印度陸運物流成本比中國貴20%—30%，工業用水價格是中國的3倍，電力價格與中國相近，但穩定性、可靠性較差，經常被迫停電影響工業生產。此外，印度的產品供應鏈很不完善，核心機械和電子配件需要大量從中國進口。印度計劃2019年—2025年增加1.35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投入在公路、鐵路、綠色能源方面，這將有助于創造就業機會，幫助整合各種運輸方式，提高印度工業的全球競爭力，并擴大清潔燃料的使用以實現氣候雄心。
莫迪正試圖改善國內供應鏈，并融入國際供應鏈，這將有助于提高印度在全球經濟中的出口份額。但基建投資資金能否落實，目前還要打個問號。1.35萬億的投資金額比印度政府過去10年的投資規模還要大。2008年至2017年，印度政府在基建方面的投資只有1.1萬億美元。
第二，人力資本質量問題。
盡管印度有9.48億勞動年齡人口，理論上具有人力資本的比較優勢。但是，適齡勞動力不等于實際的勞動力。2022年印度的勞動參與率（占15歲及以上總人口的比重）只有49.5%（中國為66.9%），印度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更是僅為中國的十分之一左右，且印度普遍面臨勞動力教育水平、工作效率低下的問題——2018年，印度15歲及以上成人識字率僅為74.37%，15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高達20%，約90%的勞動者受雇于非正規的小企業。同時，根據聯合國關于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的最新報告，2019——2021年印度有16.3%的人口營養不良，而中國只有不到2.5%。印度也是世界上兒童營養不良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印度還面臨人才流失的問題。《哈佛商業評論》的研究顯示，世界500強企業中，30%的CEO是印度裔，中高層管理者中印度人的比例更高。另一份報告顯示，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師是印度裔。大量的印裔留學生和技術人才不愿意歸國，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工資水準只有美國同類技術人員的1/3到1/8。
第三，語言、宗教和種姓的拖累。
從某種程度來說，印度更像一個政治實體，而不是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印度擁有22種官方語言，境內使用的民族語言超過400種，這對印度任何一位總理來說都是很大的障礙，因為沒有一位總理通曉所有的語言。歷史上，印度人是由不同王公、蘇丹或納瓦布（地方行政長官）管治的多個族群。這自然帶來了極大的管理成本和組織成本。
宗教和種姓制度對印度的影響或許遠超想象。印度人口中，約80.5%的人信仰印度教，15%的人信仰伊斯蘭教、2.3%的人信仰基督教、1.9%的人信仰錫克教。一方面，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矛盾由來已久，多次發生流血沖突。由于印度教徒占多數，實際上綁架了莫迪的執政方略。另一方面，印度教的宗教信仰使得國民內心比較恬淡、發展經濟的欲望不強烈。更重要的是，種姓制度的影響早已滲透到印度文化之中，長期阻礙經濟發展。但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印度的貧富差距很大，但民眾的民族自豪感和幸福指數卻非常高，排在世界前列。
第三，貧富差距和區域不平等。
根據《2022年全球不平等報告》，印度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據報道，印度的億萬富翁數量位居亞洲首位，而百萬富翁的數量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的財富是最窮的70%人口的4倍還多。印度大部分的總收入增長主要是由處于收入梯隊頂層的少數人來實現的。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雖然貧困人口占比有所下降）。2021年印度的人均GDP為2300美元，從區域分布來看，西南部的果阿邦，人口154萬，人均GDP最高，達到6300美元；北部的比哈爾邦，人口1.2億，人均GDP最低，只有681美元。兩者相差9.25倍。
事實上，印度一半以上的制造業工廠集中在六個邦，其中五個在南部（另一個是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在印度為蘋果公司生產產品的11家公司中，只有一家在北方，生產新款iPhone14的六家公司都在南部的泰米爾納德邦。
印度作為一個財政統一的國家，南富北窮，北部經濟落后、基礎設施條件差、失業人口多。所以，在財政支出方面，就造成了南部補貼北部的事實。南方地區富，但北方人口多，且人口增長速度也遠高于南部和西部各邦。印度的核心邦或者主體邦主要也是北部邦（北方邦、中央邦、比哈爾邦、首都新德里以及首都周邊的哈里亞納邦、拉賈斯坦邦），當地居民以印度主體民族（印度斯坦族）為主，多數人信仰印度教，由印度人民黨（BJP）統治。從2014年至今，莫迪領導的印人黨政府執掌中央大權，而大多數再分配政策正是由莫迪政府制定，這使得在南部地區主導政治的政黨愈加心生不滿。
當然，區域發展不平衡是經濟增長進程中的常態。中國過去也是如此，東部地區先富，然后逐漸帶動中部、西部。但是近幾十年，印度內部各邦之間的縮小收入差距的進程已經中斷。相反，處于發展前沿的邦機會豐富，其與較貧窮的腹地之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已經持續擴大到驚人的水平。
貧富差距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制約消費和價值創造，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可能加劇社會不穩定，還是一個政治問題——富人壟斷信息和權力，窮人的選票綁架政策制定，甚至拒絕本來有利的政策出臺，貧富差距在有的時候變成了政治角力。
第四，陰晴不定的營商環境。
2022年1月，印度稅務情報局（DRI）向小米印度罰了65.3億盧比（約合人民幣5.58億元）稅款。5月1日，再凍結其7.25億美元（約48億人民幣）資產。2021年12月至今，包括但不限于華為、中興、vivo、OPPO在內的多家手機廠商都遭到過印度相關部門的調查。
不久前，印度政府再度向包括小米、OPPO、vivo、realme等在內的中國手機品牌提出要求：在印度運營的中國手機品牌，應當任命印籍人士擔任首席執行官、首席運營官、首席財務官和首席技術官等高管職位。此外，印度政府還指示這些企業將合同制造工作委托給印度公司，開發有當地企業參與的制造流程，并通過當地經銷商出口。
其他跨國企業或許比中企好一點，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亞馬遜2022年6月在投資一家零售集團的交易中，被判定有所隱瞞，并被處以20億盧比（約1.7億元人民幣）的罰款。2022年10月20日、25日，印度競爭委員會認定谷歌濫用在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的支配地位，相繼對其處以134億盧比（約合人民幣11.7億）和90億盧比（約合人民幣7.9億）罰款。
近年來，印度稅務部門對殼牌、諾基亞、IBM、沃爾瑪、凱恩能源等多家外資企業都進行了稅務調查并開出了高額罰單。日韓不少企業也面臨同樣的狀況。監管的不確定性是外商投資的重大障礙，以至于印度因此被稱為跨國企業的墳場。
但是，跨國公司開辟海外市場的戰略不會因個別政策而輕易改變。2006年后，印度吸引外資增速明顯加快，從規模看，2021年，印度實際吸引外資約820億美元，同比增長25.6%。這意味著，盡管基建不發達，營商環境不完善，但外資依然看好印度的潛力。
第五，財政金融穩定性問題。
在任何國家，經濟起飛的一個理想條件是使關鍵的宏觀經濟指標處于合理的平衡狀態：財政和對外貿易赤字要低，通貨膨脹也要低。
但在今天的印度，這些指標都不正常。疫情前，印度的通脹率就超過6%。國際收支長期失衡，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多年雙逆差。與此同時，印度的一般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超過10%，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僅利息支付就占預算的20%以上。要知道美國政府赤字才占預算收入的8%。未來，財政投入的可持續性和債務穩定性，可能是個大問題。
第六，綠色轉型的額外約束。
隨著印度經濟增長的提速和“印度制造”戰略的實施，印度能源消耗急劇攀升。2017年，印度一次性能源消耗量高達754百萬噸油當量，占全球能源消耗總量的6%，成為僅次于中國和美國的世界第三大能源消耗國。據BP公司預測，2040年印度一次能源消耗量將增加到1928百萬噸油當量，占全球能源消耗總量的11%。可見，未來印度成為全球能源消耗第一大國將是大概率事件。綠色低碳轉型的壓力，將成為印度發展制造業的額外約束條件。
第七，大國地位的訴求面臨盟友的掣肘。
印度成為一個大國和全球地緣政治的穩定性力量的可能性是真實存在的。但印度實現大國夢想的第一步——取得印度洋的絕對控制權可能面臨來自“戰略伙伴”和“競爭對手”兩方面的挑戰。
首先，澳英美聯盟（AUKUS）構成挑戰。印度一直想通過發展航空母艦和戰略核潛艇來取得印度洋的制海權。但2021年9月的美英澳三方高層峰會上，澳大利亞公然宣布即將建造核潛艇。如果澳大利亞在東印度洋地區優先部署核潛艇，將制掣印度對絕對控制地位的追求。其次，美國從未放棄全球軍事部署，也未放棄對印度洋的影響力。俄羅斯、沙特、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國也尋求擴大在該地區的勢力。
無論是印度的戰略伙伴還是競爭對手，雙方在印度洋的軍事部署和利益訴求，都直接或者間接削弱了印度影響力，如果印度不是這個地區的唯一大國，那就很難發揮最終安全提供者的作用。
7. 總結
回首歷史，中國能夠成為“世界工廠”的核心是綜合優勢突出，無明顯短板。
在融入全球產業鏈的過程中，中國充分發揮了自身市場規模和人力成本的優勢。利用相對便宜的勞動力以及巨大的生產規模攤薄成本，并通過擴大對外開放程度，做大做強市場進一步吸引外資流入。用市場換技術、用空間換時間，逐漸完善產業集群、深化外資合作、加速技術迭代、積累資本存量、實現產業升級、倒逼國內改革。與同時期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公共治理、基礎設施、營商環境、市場規模、人才質量、科技水平、產業集群方面幾乎具有全方位優勢。在華投資相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總成本更低、回報率更高、資金更安全。因此，世界選擇了中國。
隨著人口結構變化、中美戰略競合、全球產業鏈重塑，印度似乎也迎來了世界的青睞。
需要厘清的是，無論是產業鏈向越南還是向印度轉移，都不是完全脫離中國，而是由依賴中國轉為在全球多地分散布局，這既是為了開拓新市場，也是一項分散風險的策略。總體上，全球產業鏈的多元化布局，可能使得包括越南在內的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發展從中受益。但是，數字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可能改變傳統的比較優勢邏輯，氣候變化背景下，綠色低碳也將成為后發國家趕超的額外約束條件。
印度在尋求經濟增長的同時，還明確提出了政治訴求，希望成為南亞地區的“最終安全提供者”，期待世界承認其大國地位。實際上，印度實現其大國政治理想的根基也在于經濟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如果經濟增長未來出現重大滑坡，不僅可能動搖莫迪政府的政治地位，也會使印度的大國夢想成為空中樓閣。
如果印度能夠采取真正的對外開放、貿易互補和投資戰略，實施更深層次的要素市場改革，將足以激發自身優勢，進而發展、鞏固和提高印度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全球競爭力。然而，印度復制東亞和中國經濟奇跡的關鍵制約因素是僅靠國內資本和羸弱財政難以彌補的基建短板。而美國等印度的典型盟友在基建方面缺乏優勢，他們未必將對印基建投資看成一個好生意。
與此相對，中印在基建合作方面的前景非常誘人。中國有強大的工程建設能力和跨國合作建設經驗。不過，印度對中國缺乏政治信任，始終擔心中國將經濟實力轉變為區域影響力，不僅對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充滿戒心，還有意加大對周邊國家的扶持力度以抗衡中國在南亞的影響力。據統計，印度對外“發展援助”金額已經從2014年的550億美元增長到2022年的1070億美元。
印太戰略確實為印度提供了實打實的地緣空間，但一方面印度的工業稟賦限制了其在IPEF框架下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國或許很清楚印度之于戰略自主的渴望，未必對印全情投入。
在一定程度上，這也為印度提供了管控中印關系的策略空間。在中國基建和工業投資上，莫迪很有必要基于長期戰略遠見，果敢決策，與中國相向而行。此外，中印兩國在信息產業、醫藥產業、收入分配、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等方面也存在廣泛的合作空間。兩國經濟聯系將有助于解決邊界爭端，共建地區和平和安全。
對中國來說，單一國家無法替代中國，但產業鏈在全球的分散布局勢必撼動中國制造“獨一無二”的地位，也不利于中國構建國際話語權。盡管合意的產業鏈溢出是產業升級的自然結果，但產業鏈的過多和過快外移可能導致產業空心化。
放眼全球、展望未來，印度制造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制造的最大對手。當然，我們更希望看到印度成為中國的最大伙伴。
摘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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