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營企業的未來
時間：23-11-27 來源：財經雜志
中國民營企業的未來
“一些民營企業為什么急功近利賺快錢、不愿意專注搞科創研發？民營企業家為什么熱衷經營政商關系、搞資本杠桿游戲？深層次問題是民營企業發展政策待遇不平等，沒有安全感?！?/span>
過去兩年，新冠疫情陰霾籠罩，許多人士對中國民營經濟政策的走向產生了悲觀預期。
2023年7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連續召開了三場民營企業家座談會。7月19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下稱《意見》）正式發布。
隨后，一系列關于民營企業的利好政策接連出臺。7月底，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進一步抓好抓實促進民間投資工作、努力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的通知》；國家發展改革委、市場監管總局、稅務總局等8部門印發《關于實施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近期若干舉措的通知》。
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11個人民法院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典型案例。同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依法懲治和預防民營企業內部人員侵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犯罪、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良好法治環境的意見》??
9月4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叢亮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發布會上介紹，近日，中央編辦也正式批復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內部設立民營經濟發展局，作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專門機構，加強相關領域政策統籌協調，推動各項重大舉措早落地、早見效。
一系列民營經濟政策的出臺醞釀已久。2022年3月全國兩會召開后不久，《財經》雜志、《財經》區域經濟與產業研究院展開對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調研，提出了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建議。按照有關部門的要求，比起短期或周期性因素，改革需要更多關注長期性制度建設，讓中國的民營企業實現健康、良性、長遠的發展。
“為什么反復強調‘兩個不動搖’，大家還是很難相信？中國民營企業為什么不能像美國公司那樣狠狠投入科技創新，而是玩弄資本鏈條游戲？未來十年，中國能否再造一個華為？”一些接近政策決策者的人士向我們吐露了近兩年監管政策調整背后的考量與憂慮。
2022年4月-6月，《財經》雜志、《財經》區域經濟與產業研究院調研了深津、粵浙閩晉豫等地20多家分布在紡織、童裝、家具、配件、醫藥、能源、電氣設備、影音電器、新材料、人工智能、無人駕駛等領域的民企；與30余位科技、投資、企業管理、金融、民營經濟、宏觀經濟等領域專家對談。最終，向相關部門提交了長達6.6萬字的改革建議報告。
一年后，《意見》發布，被稱為“民營經濟31條”，進一步明確了民營企業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去年概述報告，我們濃縮為6000字簡版。我們想回答，中國民營企業的未來為什么應該值得期待?！敦斀洝穮^域經濟與產業研究院仍將持續跟蹤《意見》的落實情況，總結民營企業在各地經濟發展中的典型經驗與案例。
01
敦促創新：企業不研發、國家沒未來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全球產業鏈逐步形成以北美（美國）-歐洲-亞洲（中國）為核心的三足鼎立格局，然而，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產業鏈加速重構。未來，中國不可避免會和美國、歐洲、日本在重要科技領域形成競爭性關系。機電產品和紡織、服裝、箱包、鞋帽、玩具、家具等勞動力密集型出口優勢產品，已經和印度、越南、印尼等一些新興市場“小虎”狹路相逢。中國民營企業勢將面臨“前有狼、后有虎”的競爭困境。
從研發投入等數據看，中國民營企業是國家創新主力。然而，其創新競爭力卻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體量、人口縱深不成正比。2021年，中國共有143家企業（含港澳臺）進入《財富》雜志世界500強榜單，其中國有企業95家，內地民營企業34家。銀行、保險、石化、電力、建筑等壟斷性質國企占比大，真正的科技型民營企業上榜則較少。
盡管2019年《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中，中國上榜企業數量超過美國，但體現企業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均較美國企業有一定差距：中國企業營業收入總和為美國企業的84.1%，利潤總和為美國企業的54.5%，平均利潤率為美國企業的61.9%。對比2015年-2019年中美上榜企業：兩國企業的營業收入增長速度接近，美國企業的利潤和利潤率增速高于中國企業。
2022年4月，阿里、騰訊、美團、蔚來汽車等49家頭部互聯網與科技公司的市值相加，才達到美國蘋果公司市值的一半。中美互聯網產業幾乎同時在20世紀末起步，為什么兩國企業的發展截然不同？為什么真正將硬科技做到世界尖端的中國民營企業鳳毛麟角？
以阿里巴巴和亞馬遜為例，當年曾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甚至從營收、利潤、市值等方面比較，阿里巴巴還領先亞馬遜。但是過去十年，阿里的研發投入強度，從15%左右下降到7%以下，亞馬遜的研發投入強度從7%左右上升到約12%。2021年，亞馬遜的年均研發投入是阿里的6倍多。而今，亞馬遜市值是阿里巴巴的6倍多。這背后反映出什么本質問題？
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一份研究報告分析，中美主要平臺企業（阿里、騰訊、百度、京東VS亞馬遜、谷歌、臉書、奈飛）的研發投入差距在2012年為714億元，2019年為4314億元。亞馬遜和阿里巴巴都以電商業務起家，如今亞馬遜在云計算、人工智能、硬件設備等業務上更為出色，而阿里巴巴對O2O、金融、文娛等板塊進行了更多投資布局。
實際上，民營企業創新研發投入較多的仍屬互聯網大公司、傳統行業的龍頭企業以及一些能夠實現營利增長的中小企業。大多數中小民營企業的現狀其實是“沒錢研發”。
然而，對互聯網大公司、傳統龍頭民營企業而言，其科技創新也在考驗投入的魄力。過去多年，一些大型的民營企業能順利從銀行借到錢，現金流也不錯，但是并沒有將更多的錢用于創新，而是熱衷于規模擴張、資產加杠桿、玩轉金融游戲。最后游戲卡頓、資金鏈斷裂，對國家、整個經濟體系、企業本身造成重大沖擊。必須重新審視存量的大型企業。
現代金融無可厚非。中國銀行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10年至2020年，民營上市企業數量由1271家增長至2756家，增幅達116%。金融資本助推民營企業形成了相對現代化的管理體系，緩解了經營發展的困難，但也帶來企業持股鏈條的復雜化。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8年底，在2200多家非國有上市公司中，有近1500家置身于金字塔式控股結構中，其中約有150家公司置身于控股超過兩家上市公司的龐大資本系族中。
諸如“恒大系”等大型企業集團通過金字塔結構控制方式，以較少的現金流取得子、孫公司的控制權，實際控制人有動機和能力掏空轉移子、孫公司的資源，損害小股東利益。母、子、孫公司之間互相擔保舉債，進行資產置換、增發新股、并購重組等資本運作，涉及資金非常巨大，一旦企業經營出現問題或外部環境發生劇烈變化，有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之虞。
是時候提振中國民營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了。理順民營企業在國際競爭和國內經濟結構中的位置，借助有效市場、有為政府以及民間社會的輔助性力量，推動中國涌現出更多具有國際一流科技水平的獨角獸企業，以應對來自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和大企業的競爭與限制。
02
調整結構：大企業給中小企業留活路
中國民營企業的產業創新協同能力有待加強，不能再盲目地各自為戰。
眼下，國內商業競爭中，頭部企業“贏者通吃”的馬太效應明顯。前些年互聯網競爭激烈，各家忙于圈地擴張，唯恐錯失任何一個入口。小米的業務領域囊括汽車、機器人、手機、家居用品等品類。美國蘋果只做手機、電腦、平板、手表等電子設備。全產業鏈的危險在于，一個環節不好就會影響全局，且做全產業鏈的企業將與更多企業競爭、多處樹敵、分身乏力。
亦有中小企業主抱怨，“大樹底下寸草不生”。中小企業在與“贏者通吃”企業合作的過程中明顯處于劣勢。如果任由某些大企業肆意掠奪中小企業的知識產權、創意研發等，可能導致更多具備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死去，從而，挫傷中國經濟的整體競爭活力。
不少中小民企還反映國企拖欠貨款的現象突出，特別在基建、通信等領域。結合這兩年中小企業的應收賬款容易被拖欠、大企業的應收賬款賬期反而縮短來看，政府鼓勵銀行發給中小企業的貸款，幾乎全部被大企業免費占用三個月，導致中小企業借錢進一步抬升杠桿率。
對照日本經驗，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銀等六大財團，把持了日本經濟中金融、化工、汽車、不動產等多個關鍵行業，但中小企業仍然有難以替代的生存發展空間。日本小企業長期和少數大企業合作，訂單層層分包、穩定，哪怕是三五人的小企業，也可專注研發打磨技術。例如山佐醬油可以將底層的微生物技術用于新冠疫苗原材料的研制。
日本扶持中小企業的舉措對中國培育中小企業走“專精特新”之路有較高的借鑒價值。目前，國內也有一些龍頭企業在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協同創新方面進行了嘗試。
維信諾是中國OLED（有機發光顯示器）產業的龍頭企業之一，其高管認為“中國的上游不像原來說得那么不堪了，有這個意識和能力了，只要下游稍微合作帶動，就能出來東西”。維信諾的一家上游企業——武漢鼎龍原來主要生產打印機的墨盒，就墨盒的底層技術深入鉆研，將產品線延伸到光電半導體材料領域。其研發生產的柔性PI材料經由維信諾最終應用在華為、榮耀的設備上，打破了日本技術壟斷，也幫助維信諾降低了30%-50%的成本。
中國制造的優勢在于全國783個產業集群，發揮龍頭企業的創新帶動作用至關重要，現在一些產業投資基金也正在嘗試引入龍頭企業LP（有限合伙）的資金，投資并賦能有配套潛質的企業。
面對全球科技創新趨勢變化，應鼓勵領軍型大企業將大量的生產要素、金融資源、社會資源凝聚起來，牽頭組織創新聯合體，使大中小企業聯合介入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合力推動產業關鍵核心技術突破。以鏈主（領軍大企業）為核心，建立協同創新的“產業創新生態鏈”，進而形成大中小微企業競爭合理的產業布局結構。
03
變革時代：中國呼喚什么樣的企業家？
變革時代呼喚更健康的市場經濟環境、更有格局的企業家。
改革開放后，個別民營企業復雜的政商“裙帶關系”難以根除。在金融領域，腐敗鏈條容易導致系統性風險。
同時，許多堅持科技研發的中小企業卻很難拿到金融支持。近年來，民營企業信用利差下降主要源于整體金融環境的改善，但與央企和地方國有企業的相對信用利差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出現進一步上升。民企融資規模大幅低于國企、成本全面高于國企、結構更加單一。
從資本市場與服務行業看，一級市場投資基金封閉期短、投向保守，拔苗助長推動科技企業對賭上市；不少企業將上市敲鐘視作成功，IPO與股權質押存在“異化”風險，金字塔結構企業資本運作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對中小企業尤其真正專注創新的小企業而言，信貸、債券、非標融資渠道的支持卻普遍不足。此外，審計、律所、評估、證券等中介機構的違規行為欠缺退市、做空、接管制約，獵頭、投資基金、醫藥外包等服務業的專業水平亟待提升。
從內部治理看，改革開放后的民營企業多是家族企業起家，控制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意識比較薄弱，家長制、股權封閉等制約了企業的現代化轉型。研究表明，當前有五分之二民營企業正在經歷兩代人共營的局面，這也意味著40%以上的家族企業正在經歷兩代交替之階。從佛山、東莞、寧波等地的企業案例中發現，家族企業在交接過程中容易出現震蕩與衰退。
總體而言，中國民營企業的公司內外部治理體系發展時間較短、經驗也相對不足。從佛山、寧波等地的調研企業案例剖析，大部分民營企業壽命僅在5年-6年，甚至1年-2年。眼下，中國民營企業正處在宏觀環境調整、商業生態變革與家族企業代際傳承三期疊加的關鍵期。民營企業的長遠發展，與民營企業家個人的素質和水平也有很大的關系。
《財經》區域經濟與產業研究院調研發現，新一代民企特別是2008年后成立的企業“家族”色彩更淡，接班理念更開放。天津一家材料公司的董事長表示，接班肯定不會考慮給下一代，大概率會機制化、從內部選拔。深圳某企業的創始人一年花幾百萬元請咨詢公司導入華為的管理體系，嘗試輪值公司的高級管理崗位，希望把公司交給有同樣專業愿景的人去做。
應當真正建立起民營企業家對外部環境的信心，鼓勵更多有社會責任感與榮譽感的民營企業家出現。以企業專業的內部治理、中介機構專業的服務、社會專業的融資環境，政府專業的服務監督執法，凝聚起中國民營經濟的力量，共同面對國際科技競爭、貿易競爭。
04
謀求公平：平臺經濟如何惠及更多人？
當然，龐大的資本體系總會牽涉到壟斷、妨礙公平競爭以及阻礙中小企業后來居上的問題。某種程度上，中國擔憂的問題和19世紀末20世紀初“鍍金時代”的美國有相似之處。
然而，中國民營經濟的力量還相對薄弱。截至2020年底，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268.5萬億元，國有金融企業資產總額323.2萬億元，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總額43.5萬億元。根據《2021年胡潤中國500強》對非國有企業按市值或估值的排名計算，中國前十大民營企業總價值約19萬億元，前20家總共約24.3萬億元，前50家民營企業總價值約32.9萬億元。
民營經濟仍有巨大發展空間。即便是頗為高調的互聯網12大公司——阿里巴巴、騰訊、美團、字節跳動、螞蟻集團、滴滴、京東、快手、拼多多、小米、網易、百度，以它們2022年6月7日的市值（估值）相加，總共約11萬億元。民營企業的實力還較弱。
然而，民營企業的發展還須厘清社會公平問題。改革開放后，一批民營企業家憑借資源、視野、勤奮、大膽等優勢，從相對寬松的市場競爭中賺取了高額財富。這在1992年至2008年間并未引起太大爭議，此間無論是民營企業家還是勞動者的收入都實現了高速增長。
金融危機尤其2010年后，中國經濟增速下滑。“90后”“00后”進入職場剛好趕上中國經濟下行周期，他們在工作中付出的時間和努力沒有減少，收入增速卻趕不上“70后”“80后”年輕時候，還面臨更沉重的住房、教育、醫療壓力，貧富分化問題由此凸顯。據世界銀行數據，2008年至2012年，20%的人拿走中國近50%的收入，80%的人獲得剩下一半。
前些年，憤怒的社會情緒將矛頭指向了資本（民營企業）、精英（老板）和逼迫其不斷拼命的“996”。2014年至2019年，國內多家大型互聯網企業鏖戰正酣，其薪資福利相對優厚，但員工的倦怠感仍然揮之不去?；ヂ摼W使得零工經濟迅猛發展，一些大公司以抽成方式賺取利潤，規避掉了部分雇主義務，同樣加劇了民營企業和民眾之間的緊張感。
實際上，一些新生代企業試圖做得更好。富途聯合脈脈發布的《2021年股權激勵報告》顯示，74.97%的互聯網人所在的公司都進行了股權激勵。阿里、騰訊、百度、美團、拼多多、愛奇藝、嗶哩嗶哩、小米等互聯網企業都有員工持股。然而，股權激勵也存在一些問題。
大多數員工對股權激勵的授予機制、行權、歸屬流程以及納稅都不太了解，一些人在離職后拿不到股權，容易產生糾紛；職級越高的人越傾向于在年終獎中拿更高比例的股權激勵，容易引發CEO（首席執行官）等高管積極主張股權回購、刺激股價上漲，而不是將公司現金用于創新。
2021年中國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著眼未來，2035年或將步入超級老齡化社會。制造業勞動力不足，機器換人也會對就業造成沖擊。經濟增速放緩，民營企業需要將過去對公司股價、股東利益的關注，適當向社會責任與員工利益傾斜，爭取更多輿論包容。
05
有為政府：民營企業成長需要什么水土？
當前必須思考，成為“五六七八九”以后，在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基本經濟制度下，民營企業未來還有多大的發展空間？《財經》區域經濟與產業研究院調研的多位民營企業負責人，都談到對政策難以預期、大起大落的擔憂，民營企業家人身、財產沒有安全感。
平等保護各類產權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諸如伊春光明家具的案例：在企業發展壯大時，時任市委書記看上企業的一塊地，索要不成、打擊報復，導致企業家被安上“股權貪污”的莫須有罪名關進監獄，企業和家人的所有資產都被罰沒。市委書記后來因為“多行不義”也進了監獄，但光明家具的冤案卻難見“光明”，一個全國知名的品牌就這么隕落了。
盡管黨中央多次重申“兩個毫不動搖”“三個沒有變”，但2021年民營企業投資的多個服務行業受到新政出臺的影響，很多地方在政策執行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導致了較大的收縮效應。新冠疫情反復沖擊，餐飲、賓館、旅游等服務型民營企業損失慘重，消費不振、投資疲弱，一度出現資金外流現象。
研究院課題組比較研究歐美互聯網反壟斷的最新動向、韓國防范財閥企業的經驗教訓、日本扶持專精特新企業的有益做法，建議從制度上確立競爭中性原則，營造支持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良好環境，讓民營企業家擁有長期主義，不斷激發民營經濟創新發展動能。
對改革的原則大方向，一是建議設立“中國民營企業日”，釋放積極的長期主義信號。二是建議將“平等保護各類產權”寫入憲法。依法慎用羈押性強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堅決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切實維護民營企業經營者人身和財產合法權益。三是建立健全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的機制，避免一些產業政策因事先缺乏溝通、事中執行走樣對市場形成沖擊。四是盡快設置清晰的指導民間資本投資行為的“紅綠燈”，減少不必要的不確定性。
對改革的體制機制，一是建議強化工信部中小企業局力量。整合現有分散在工信、科技、商務、發改等部委的中小企業相關管理職能，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中小企業管理和服務機構體系，加大力度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的發展。二是建議遴選個別標桿性民營企業家為國家科技競爭政策研究的智庫成員，為國際競爭貢獻經驗智慧，增強“自己人”歸屬感。
此外，中國民營企業進入基礎設施、大型制造、金融保險、科教文衛、通信等行業還面臨實際壁壘，政府在要素資源分配、審批許可和項目招投標等方面存在歧視。建議應當在具體操作中，推動放開對民營企業的行業準入限制，消除科技創新體制的不平等。
大中小企業還要分類施策：對大企業，一是建議建立大型民營企業集團重大風險報告制度。根據民營企業集團的性質、行業、規模層級、資金負債情況等篩選出具有重大風險的大型民營企業集團名單，將集團成員企業之間的債務擔保額限制在一定比例，并對超過限額的部分征收一定比例的懲罰性利息。二是建議研究引入主銀行制度。當大型企業集團出現資不抵債風險、嚴重危及銀行債權人利益時，允許企業自主選擇主銀行派一位代表進入企業監事會，協助化解風險、防范最后的資產被挪用；風險解除后，應當及時退出。以上舉措和國企政策相統一。三是建議立法細化大型企業集團實際控制人與高管的個人責任，強化中小股東的制衡力量；探討分限度、逐步放開做空機制的可能性等等。
對中小企業，一是鼓勵企業建立研發費用提留機制。二是開展高校、科研院所的產業群走訪計劃。三是強化政府引導基金專業化運營，固定一定比例投向十年以上子基金，扶持初創科技型中小企業。四是建立特殊申請渠道，支持“專精特新”企業拓展基礎研究成果應用。
建議還包括：為民企出海提供更多支持。推動貿促會、銀行、中介機構在主要出海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提供當地信息、各類服務；“官民并舉”發揮民營企業外交力量，加強與其他國家的科技合作與交流，支持民間機構搭建非官方的國際創新合作平臺。組建國家級企業管理專家庫，推動民企完善公司治理，鼓勵民營企業借助咨詢機構的力量完善內部管理，優化大型民營企業的創新發展質量等等。
“古往今來，眾多帝國和文明的興衰起伏，都與創新力息息相關，能夠充分激發創新力，國家就會繁榮強大，如果阻礙創新力的產生（很多有此傾向），國家就會腐朽滅亡。”經濟學家拉斯·特維德在《創新力社會》中如此寫道。
我們希望，在未來，中國千萬家民營企業都能大有作為，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摘自-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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