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的復仇
時間：24-01-10 來源：資本時差
奧斯曼帝國的復仇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帝國攻陷，這對當時的基督教世界來說是一次重大挫敗。
奧斯曼帝國此舉不僅意味著它控制了大部分地中海（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和絲綢之路的大片區域。若歐洲人想要獲取香料或絲綢，就必須支付奧斯曼人索要的任何價格。
除非，他們能找到另一條連接歐洲與印度、中國的路線。這促成了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在 1492 年發現美洲，以及瓦斯科·達·伽馬在 1498 年繞非洲航行至印度的壯舉。
隨著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航海家們勇敢探索未知世界，世界經濟的重心迅速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奧斯曼帝國逐漸淪為經濟邊緣地帶，到了 19 世紀，更是被貼上了“歐洲病夫”的標簽。
對坐在君士坦丁堡的人來說，世界似乎正在經歷“去全球化”。但對于住在倫敦、里約熱內盧或開普敦的人而言，這種看法無疑是荒謬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是，當貿易在某個地方受阻時，它可能會在另一個地方重新出現，并可能變得更加強大，甚至帶來意料之外的后果。
在這個例子中，奧斯曼帝國占領東地中海及其貿易的直接結果，就是促使西歐人殖民美洲，接著是非洲，奪取世界上的黃金大部分，購買奴隸并將他們運往美洲，在大型種植園中勞作。這些大型種植園最終成為工業化的先驅。
奧斯曼人可能未曾預料到，他們通過封鎖絲綢之路貿易，最終催生了現代時代的來臨，使地中海逐漸變成了一個經濟上的閉塞區域。奧斯曼人不自覺地鋸斷了自己坐的那個樹枝，這正是意料之外的后果法則在起作用。
為何今天我們要回顧這段歷史？因為近年來，我們已經目睹了以下事件：
1） 西方世界試圖通過切斷俄羅斯進入美元、歐元、英鎊和瑞士法郎的通道，來引發俄羅斯經濟的崩潰。
不出所料，俄羅斯立即轉而使用人民幣、印度盧比、巴西雷亞爾或泰銖來銷售其商品，俄羅斯與世界主要新興市場之間的貿易量呈爆炸性增長，正如附頁左側圖表所示。
2） 美國鼓勵國內生產商將生產線從中國遷回國內。
或者，選擇將生產線轉移到其他國家，例如越南。
最終結果是什么？如附頁右側圖表所示，過去幾年中，中國的貿易順差基本上增長了三倍。
一、中國貿易的激增
中國的貿易順差并非因北美或歐洲消費者決定為孩子購買三倍數量的塑料玩具而增長三倍。
正如俗語所說，需求是發明之母。中國順差的增長與其為產品開拓新市場密切相關。
回顧 2017年，中國對東盟經濟體的出口價值僅占其對美國出口的 60%。而今天，中國對東南亞的出口大約已達其對美國出口的 120%。
中國通過提升價值鏈，出口高質量、價格有競爭力的資本商品和其他更高附加值的產品來實現這一目標。
最顯著的例子是，五年前中國還默默無聞，如今卻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出口國。這些汽車通常不在美國或歐洲銷售，而是在東南亞、中東和拉丁美洲的駕駛者中大受歡迎。
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汽車吸引了公眾的廣泛關注（當你走進新興經濟體的每一個購物中心或機場，隨處可見吸引人的中國汽車），同時在發電廠、土方設備、拖拉機、電信交換機、渦輪機和機床等領域也有著類似的故事——這些都是在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和沙特阿拉伯等地需求旺盛的資本商品。
中國出口的繁榮有助于解釋其經濟如何在逆境中維持運轉。面對現實，在過去五年中，中國經歷了一場史詩級的房地產市場調整。
如果以 1990 年的日本、1992 年的瑞典、1997 年的泰國、1998 年的韓國、2008 年的美國以及 2011 年的南歐為借鑒，這場危機本應導致中國經濟的受重創。這些市場都經歷了國內銀行危機和巨大的通貨緊縮性蕭條。因此，預測同樣的原因（房地產下跌）會導致相同的后果（銀行破產和經濟崩潰）似乎是顯而易見的。
但我們現在知道，盡管房地產市場顯著收縮，導致多數大型民營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爆雷，但是中國經濟仍然保持穩定。
這是如何做到的呢？中國如何同時承受來自美國的經濟攻擊（一個控制著全球金融流動“管道”的國家，其影響力甚至超過了奧斯曼帝國對東地中海的控制）和房地產市場的放緩的呢？
答案在于，正如哥倫布和瓦斯科·達·伽馬所證明的，需求是一切發現和發明之母。貿易往往會流向最有利可圖的地方；或者，如果遇到了障礙和壁壘，貿易就會繞過這些障礙，尋找新的目的地。
這一切再次引領我們回到蓋夫卡爾的基本概念：里卡多式增長和熊彼特式增長。
二、里卡多式增長將從何而來？
自蓋夫卡爾成立之初，我們就認為經濟發展源自兩個方面：
a.里卡多式增長源于貿易壁壘的降低、新道路的建設、運輸和通信方式的改進。這些發展為更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無論是土地、勞動力還是資本）鋪平了道路。
b.熊彼特式增長，則發生在新發明觸發劇烈的生產率提升時。
基于這一理念，回顧我個人的大部分生活，貿易壁壘的消除似乎一直是增長的持續推動力。
a.在我 20 世紀 80 年代在法國成長的時候，令人興奮的發展包括歐洲聯盟的創建、柏林墻的倒塌，以及不同歐洲經濟體向一個更協調、更高效的整體的更廣泛融合。
b.到了 90 年代，我移居美國上大學，正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之際。這帶來了更多的貿易、更多的關稅下降和更多的生產力提升。
c.到了 21 世紀初，我住在香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最終導致人們相信，中國和美國正在變得如此經濟相互依賴，以至于它們被稱為一個巨大的經濟實體，名為“中美利加”。
不過那是過去的事了，因為近年來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請參閱我最近的兩本書《帝國的沖突》和《避免沖擊》），以至于新的熱詞成了“去全球化”。
這個詞讓人聯想到生產率下降、通脹上升、生活水平下降和地緣政治沖突（19 世紀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特曾指出：“如果商品不能跨越邊境，那么軍隊就會。”）。經過了四十年的輝煌發展，這個詞似乎預示著里卡多式增長的終結。
然而，就像中國的巨大貿易順差一樣，這個流行詞是否真實反映了經濟現實呢？幸運的是，并非如此。事實上，近年來，全球貿易持續攀升，主要得益于新興經濟體內部貿易的突然加速，如附圖表所示。
事實上，查爾斯和我在多篇文章中都爭論過，如果說 1980 年代是歐洲一體化的時代，1990 年代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時代，21 世紀初是中美利加的時代，那么接下來的十年將看到更廣泛的歐亞大陸作為一個經濟整體的融合（參見《新興市場和人工智能的交匯點》和《印度洋：世界增長的新中心》）。
本著這種精神，幾乎每個月都會有一些新的道路、鐵路、運河或自由貿易協議的宣布，將伊斯坦布爾至雅加達軸線上的經濟體聯系起來（如上述報告所描述，從伊斯坦布爾畫一條線到雅加達，會發現這里大約有 35 億人口——不包括中國——每年增長 1%，并且擁有世界上一些最高的收入增長率）。請看下圖顯示的近期媒體頭條圖表。
新興經濟體正大量建設新的道路、鐵路和運河，因為“全球南方”的國家現在能夠：
a.使用本地貨幣從俄羅斯購買商品。
b.從中國購買資本商品，如果與中國關系良好，可以用本地貨幣支付，或者選擇使用人民幣支付。
這兩個因素的結合對于印度尼西亞、印度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來說，是一個顛覆性的轉變。它們現在能夠擺脫美元資金約束的束縛。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我們首次見證了一次重大的美聯儲貨幣緊縮周期，而沒有一個新興市場出現崩潰。
相反的是，近年來大多數新興市場債券提供的美元回報遠超美國國債、德國聯邦債券或日本政府債券。
事實上，這是歷史上首次，投資級別的新興市場主權債券的收益率總體上低于美國國債。
這種角色逆轉最近在彭博社的一則頭條新聞中被稱為“異常現象”。有趣的是，當 1977 年德國聯邦債券的收益率跌至低于美國國債的水平時，這被視為荒謬，盡管這成為了新常態（德國統一暫時打斷了這一趨勢）。
較低的融資成本和更多的選擇應該會導致最終消費者的價格降低（前提是生產跟得上！），自由貿易協定也應該如此。反過來，這些協定將為更多基礎設施支出創造需求，而這些支出又可以得益于軍事開支的減少而得到資助（參見《和平爆發》）。
所有這些討論都讓我回想起了蓋夫卡爾經過驗證的另一個公式，即 (N*(N-1))/2。
三、(N*(N-1))/2 公
如果一個經濟體包含兩個城市，那么它只需要建立一條連接（比如一條鐵路線）來連接這兩個城市。如果經濟體中有三個城市，那么就需要三條鏈接來互相連接每個城市。若有四個城市，所需的連接數量則增加到六條。
對于任意數量的城市 N，連接每個城市與其他城市所需的連接數可以用公式N*(N-1)/2 來計算。
隨著更多的城市/國家加入這個系統，所需的連接數量因此以加速的速度增長。
舉個例子，從 21 世紀初開始，全球經濟活動因為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連接，以及中國各城市之間的相互連接而得到了巨大的推動，這涉及了大量的鐵路、航空、道路、電信和電力鏈接的建設。
而在中國發生的這一切，現在也正在更廣泛的歐亞大陸上發生。雖然速度不同（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像中國那樣動員土地、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來提供基礎設施），但這一過程無疑正在進行。以印度為例，在過去幾年中，印度開通了70 個新機場，并且目前還計劃建設另外 70 個。
隨著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直接交流，這應意味著更多的增長、更高的生產率和更低的價格。這種動態讓我想起了蓋夫卡爾分析中的另一個核心概念——加速現象。
四、加速現象
“加速”概念由法國經濟學家阿爾伯特·阿夫塔利昂提出，他活躍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這一概念在突然的調整中最為有用，但其數學解釋并不容易，這也許解釋了為何它沒有獲得應有的關注。
以下是簡化版的解釋：
? 大多數社會經濟變量都遵循“正常”法則，即著名的高斯鐘形曲線。
? 這在收入上尤為明顯：在一個“正常”國家，大部分人的收入接近平均水平，很少人有非常低或非常高的收入。在曲線的兩端（尾部），百分比非常小的人群占據著。
? 若幾年內收入增長，曲線右側的尾部（加速現象）將比收入增長的速度快得多。這里有些復雜，因為我們的思維習慣于線性模式，但實際上某一收入水平的人數是呈指數增長的。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購買某些商品和服務時，歷史表明存在關鍵的收入“門檻”。
例如，如果一個國家的平均收入低于 1000 美元，幾乎沒有人擁有電視機;當收入超過 1000 美元時，幾乎每個人都會購買。對于智能手機，這個水平似乎在 2500 美元左右。
對于汽車行業，關鍵水平似乎在每年 10000 美元。對于大學教育，這個水平是 15000 美元及以上。對于人壽保險、經紀賬戶和共同基金等金融產品，這個水平似乎在 30000 美元。
假設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為 10000 美元，假設進一步假設這個收入在五年內增長了 25%。在這個國家，對大學教育的需求不會增長 25%，而是增長七倍（參見《異常者和當今中國青年》）。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想象幾件事情：
? 隨著收入的增長，消費者購買的商品價格——無論是汽車、智能手機還是個人電腦——實際上都在下降
? 隨著收入的增長，向消費者收取的利率實際上也在下降（“只有富人才能借款”等等）
突然之間，人們可能面臨加速現象的雙重或三重加強。這正是 2000 年代在中國發生的情況。在那個十年的開始，汽車制造商每年銷售 200 萬輛汽車。大約 10年后，年銷量飆升至 1800 萬輛，如下方圖表所示。
毫不奇怪，隨著汽車在北京、上海和成都的街頭取代自行車，中國的能源需求也隨之加速增長，正如下方圖表所示。
類似的事件現在是否也可能在東南亞、印度和更廣泛的中東地區展開？考慮到收入的增長，中國目前提供的高質量不足 1 萬美元的汽車，以及這些購買的資金，這難道不是最少阻力的路徑嗎？
五、結論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沒有引發“全球化的終結”。相反，它釋放了全球貿易的急劇增長。那么，對俄羅斯的制裁和美國試圖將中國從全球供應鏈中剔除，會不會引發同樣的事情呢？實際上，這正是目前正在發生的事情。
這兩個事件意味著印度尼西亞、巴西、沙特阿拉伯和印度現在可以使用自己的貨幣支付他們需要以支撐增長的商品和用于工業化的機械設備。至少他們不再需要美元。
去年，中國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貸款中，人民幣貸款首次超過了美元貸款，如附頁圖表所示。
這還是在沙特阿拉伯與中國人民銀行簽署 500 億元人民幣互換協議和中國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核電站之前的情況。
今天，世界正在去全球化的觀念對生活在迪拜、新加坡、圣保羅或孟買的任何人來說都顯得可笑。相反，世界正在經歷一波與以往不同的全球化新浪潮。自從哥倫布航行到美洲以來（正如丘吉爾所說，“克里斯托弗·哥倫布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者：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不知道他在哪里，而且他的一切都是用納稅人的錢做的”），世界正在經歷一波不需要西方金融家、西方工程師、西方運輸方式、西方貨幣或西方技術的全球化浪潮。
此外，自從俄羅斯寡頭的資產被查封以來，這種全球化的利潤不太可能再被回收到西方資產中，無論是國債、巴黎房地產還是英格蘭足球俱樂部（參見《凍結俄羅斯儲備意味著什么》）。相反，這種正在展開的全球化繁榮的利潤很可能會被回收到新興市場本身。這是另一個理由，讓人相信新興市場的牛市仍處于起步階段（參見附頁圖表）。
摘自-資本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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