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周刊》為什么批評雅戈爾
時間：08-04-07 來源：世紀海翔
《商業周刊》為什么批評雅戈爾
雅戈爾是我尊敬的企業之一，作為中國服裝業最著名的品牌，最近發生在它身上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2007年底，美國《商業周刊》發表了一篇報道，批評中國部分上市公司不務主業，投機獲利，而雅戈爾是這篇報道中惟一被公開點名的上市公司。《商業周刊》在結論中稱，“除股票與地產投資業務外，該公司的其他業務都已變得無足輕重。”
真是這樣嗎？雅戈爾的西服與襯衫都曾是因內服裝市場的第一品牌，這樣一家龍頭企業，贏利怎么會基本與服裝無關呢？于是，我找來雅戈爾近幾年的年報，認真做了一下分析。我想看看，一家優秀的實業公司，怎么就成了股票與房地產投資公司？
先看看幾個數據。在雅戈爾2001年的年報中，銷售收入是17.5億，其中服裝銷售額是16.7億，占收入的95%以上。而在服裝銷售額中，襯衫是5.4億，西服是6.9億，分別以14.9%與12.6%的市場份額占據行業第一。一直以來，雅戈爾給自己定的遠景目標是：“創世界名牌，建跨國企業”。在2002年，雅戈爾把這一目標調整為：“創國際名牌，鑄百年企業”，調整的原因是“強調內功”。為此，雅戈爾還決定退出在兩家公司的股權投資，價值兩億元，目的是把資金轉移到主業上來。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如此高調強調主業的同時，公司開始進入地產業務，自此，幾乎每年雅戈爾都要強調對地產的投入。
造成的結果是，房地產已然超過紡織服裝成為雅戈爾業務增長的引擎。例如，雅戈爾2002年的銷售收入是24億，2006年是60億，增長了150%。其中，2002年襯衫與西服的總收入是13億，2006年襯衫與西服的總收入是17億，僅增長30%。而房地產收入從2002年的5億，增加到2006年的19億，增加了280%。另一方面，雅戈爾并沒有放棄它在金融投資上的努力。根據雅戈爾2007年第三季度報披露，截至2007年9月30日雅戈爾持有10家上市公司股權。11月，雅戈爾又出資35.88億認購了1億股海通證券，2007年末，這筆投資又增值到55億元。最高的時候，雅戈爾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市值達240億元。
至此，雅戈爾形成了以房地產、股權投資、紡織服裝為收入來源的三駕馬車，只不過這時候的紡織服裝業務越來越像擺設，因為其利潤在房地產、股權投資面前，已經微乎其微。這就是《商業周刊》為什么說：“除股票與地產投資業務外，該公司的其他業務都已變得無足輕重。”
但是，雅戈爾并沒有放棄主業。至2007年為止，雅戈爾襯衫平均相對綜合市場占有率為12.32%，連續十二年居同行業第一；西服綜合市場占有率為13.31%，連續七年居同行業第一。
但正如2002年雅戈爾一方面投資主業，另一方面又同時大舉進入地產一樣，在并購Smart 與Xin Ma之前的幾個月，雅戈爾成立了兩家子公司：寧波雅戈爾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和上海雅戈爾投資有限公司，前者的角色是風險投資（VC），后者則更像私人股權投資基金（PE）。對此，李如成公開對外界說：“這是作為一個產業來做，我們是想逐步地、慎重地迎接一個產業。”“紡織服裝產業是雅戈爾的第一平臺；房地產是第二個平臺；第三個平臺是投資，這是一個新興的產業，還在摸索和塑型當中，但這是最高的層次。”
自此，我們終于明白，雅戈爾原來是要建立一個三層業務鏈的增長方式，現金流業務是紡織服裝，增長業務是房地產，種子業務是金融投資。
現在的問題是，大多數公司都是在自己的主業內尋示三層業務鏈，比如可口可樂通過區域擴張，或者產品線擴張來尋求業務增長；比如寶潔通過品牌經理體制，延續產品生命周期獲得持續發展；為什么雅戈爾可以如此輕盈地跳出傳統產業，在高利潤的房地產與金融投資業務之間起舞？
雅戈爾的總裁李如成對此也有回答：“做任何投資，都要對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進入哪一個階段有判斷。能不能投？風險在哪里？要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去把握。”
道理原來如此。那中國的所謂發展階段又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利用中國發展不成熟，利用轉型社會期間的機會來賺錢嗎？這種游戲，在中國改革開放這三十年間，重復過多少次了。遠的如健力寶把握運動功能飲料機會，長虹把握彩電向大屏幕升級的機會，近的如順馳把握房地產的機會，不都是靠機會成功的游戲？
可問題是，如果中國最優秀的企業，都如雅戈爾一樣選擇進入股市與樓市，那誰還會安心做企業？從這種邏輯，我想，不需要我們這樣的專家，連一個小孩都會從邏輯上推出，即使在目前中國制造業經營環境在“惡化”，雅戈爾這類企業的選擇也一定是有問題的，否則，如果大家都學他們，中國企業就將整體自廢武功。
在這一點上，我希望雅戈爾去對比一下聯想、TCL和華為，計算機、家電或者電訊設備的經營環境，我想利潤率一定在下降，這與服裝業很相像，但他們在選擇什么？聯想選擇了兼并IBM，TCL選擇了兼并湯姆遜，華為選擇了把主戰場放在海外的國際化，成敗暫且不說，但這樣做的好處是什么？我想最基本的好處就是，這三家公司成熟了。所謂成熟，就象一個男人的成熟一樣，是他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再“花心玩票”。
這樣看來，雅戈爾并不是在成熟，而是正在走向新的幼稚，一種經不住誘惑的幼稚。我始終相信一句話，上帝是公平的，市場給你暴利的同時，也正在以看不見的速度摧毀你的未來！也許有人會說，怕什么？雅戈爾光是投資在別的公司的市值，就差不多有兩百個億，兩佰個億，以每個十億的利潤算，雅戈爾也夠虧損二十年了。但賬不是這樣算的，錢既然是人賺的，那虧損也自然是人虧的。全世界的公司，做專業化成功的很多，但多元化能夠做成功的，只有CE等少數，為什么？
所以，利潤其實對應著經營能力。有多少能力，就有多少利潤。暴利給你金錢的同時，摧毀的是你做一個百年老店的文化與心態，因為暴利與持續永遠不可能處于同一個屋檐下，對于那些真正致力于讓中國企業站立在世界舞臺的企業家來說，他們永遠不會把自己的眼光放到對暴利與機會的貪婪上。
《商業周刊》借摩根斯坦利一位專家的話，提醒雅戈爾這樣的公司：“不要高估中國投資者的成熟度，需要有人指出皇帝沒穿衣服。”雅戈爾有沒有穿衣服？抑或穿的是透視裝？也許只有時間或者雅戈爾自己才能夠回答。
摘自《經濟觀察報》
救市與否并非實質 政府角色尚待厘清
數周以來，股指狂瀉，救市或者不救市的辯論趨于白熱化，論辯雙方各執一詞，甚至互相指責。監管部門始終不發一言，絕不介入。我們以為，救市或者不救市并非問題實質，辯析政府在市場中扮演何種角色更為關鍵。
縱觀當下的各種意見，可以認為，救市或者不救市，均是市場中各種利益代言者心態的反映。對于中國證券市場來說，這種爭論在歷史上并不鮮見。遺憾的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無論哪種力量占了上風，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股市的特征。
我們認為，有必要把視線放開，從更宏觀的范圍內去尋找答案。就中國宏觀經濟來說，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如保持經濟快速增長、抑制通貨膨脹、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及等等，這其中也包括股市問題。一攬子解決所有問題并無可能，由此需要辯析輕重緩急，進而對癥下藥。
在近日發布的《國務院2008年工作要點》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既要防止經濟由偏快轉為過熱，抑制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下滑，避免大的起落”。可以認為，在決策部門的判斷中，防通脹、防過熱的“雙防”，正讓位于防過熱、防下滑的“雙防”。
在宏觀意義上，也可以說，保持中國經濟的穩健增速，正是最有力的救市行為。股市作為經濟晴雨表的功能正在正常化，過去幾年中，股市對宏觀經濟波動的敏感反應，也說明了這一點。
從今年前幾個月的情況來看，企業對市場的感受正在發生微妙變化，加之外部市場寒流未息，中國經濟需要防范可能的減速風險。這是決策部門將防止經濟下滑作為工作要點的主要原因。而經濟基本面的穩定是中國股市長期向好的根基，如果這個基礎不再，再強的政策暗示和推動，都不可能將股市帶上一個新的水平。
中國至今沒有擺脫政策市的特征，也正因為如此，救市或者不救，都將政府視之為市場的深度參與者。這是政府的尷尬。中國股市今天的場面，正可以看作政策市的結果。如果說，從市場經濟的基本理念來說，市場自有沉浮，政府不當救，當初以硬砸的方式希望拖住指數狂飆的沖動，同樣不該；現在以沉默應對所有詰問或者呼吁，也并非監管者應有的姿態。
當前市場哀鴻遍野，迷霧不散，而怨氣日重，也是預期紊亂所致。監管官員不是不可以說不救市，股市自有股市的軌跡，由它去又何妨？監管部門也不是不能亮出救市的旗幟，如果股市危機果真蔓延，導致整個宏觀經濟列車偏出軌道，政府出手并非顛覆了市場經濟的鐵律。
反省這樣的格局，理當理清楚地辯析政府扮演什么角色，政府之手應該塑造的是什么。如此才可以奠定中國股市未來的基石。如果市場的制度設計不能降低交易成本，不能保證“三公”原則，不能保護投資者利益，行政管制色彩依然濃重，無論救或者不救，這個市場都沒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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