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到底荒不荒
時間：09-09-21 來源：世紀海翔
民工到底荒不荒
似乎是5年前情景的再現——工廠門口打著招工條幅，貼著“大量招聘普工”海報的車在街上來回溜達，工廠求工若渴卻應者寥寥。始于2004年的那場波及全中國的“民工荒”也不過如此。與當時處于黃金期的中國經濟不同，此時正值經濟危機一周年，經濟是否回暖仍是一個未知數。
不過當下工廠招工潮被樂觀的分析者視為經濟回暖的信號。他們認為從打不到工的“民工慌”到招不到工的“民工荒”，短短半年，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著悄然變化。這種變化又是工廠訂單數量的快速上升導致的，而訂單的增長則意味著出口發生逆轉，中國經濟正在快速回暖。
事實也許未必如此。
經濟回暖風向標？
溫州和東莞是中國經濟中兩個重要的風向標，這兩個城市的經濟運行情況被看做是判斷中國經濟是否回暖的重要參數，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又是判斷兩城市經濟快與慢的重要指標。
溫州市職業介紹指導服務中心數據顯示，8月份該中心用工缺口36368人，缺口占比73%多，相比6月52%上升了11個百分點。就整個浙江來說，7月份該省用工缺口高達25萬人。
而東莞從5月份開始，用工需求出現恢復性上升。一二季度分別為12.99萬人、18.7萬人，分別較前一季度上升19%和44%，特別二季度已恢復到去年同期95%的水平。不遠的深圳，農民工的供需矛盾更為突出。
這難道不能反映兩地經濟乃至中國經濟正在回暖嗎？
不可否認，訂單回升的確拉動了用工增加。據統計，最近幾個月來，廣東省外貿有明顯回暖跡象，出口額降幅逐漸收窄，五六七月出口降幅分別為21.2%、18%和15.1%。之前跌幅很大的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都在迅速反彈，7月出口降幅分別比上半年收窄5.4%和13.1%。西方圣誕節、感恩節和萬圣節的市場因素，也使珠三角不少閑了一段時間的工廠變得忙碌起來。
但企業人士經過分析發現，訂單的增加更多的是海外客戶在補庫存而非新增需求，當補充庫存的訂單完成后，可能又陷入“訂單恐慌”中。對此觀點的佐證是，按照往年慣例，圣誕用品出口高峰期一般從每年7月開始，但今年7月，世界最大圣誕用品出口基地廣東省僅出口1.2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即使在目前旺季的情況下，浙江溫州等地很多中小企業的實際產量仍不足產能四成，大部分訂單依然集中在大型企業。
中國海關副署長李克農不久前也表示，8月出口數據將環比回升，同比下降幅度會減小，但外貿何時重回正增長依然很難預測。因此，在外貿數據本身負增長的情況下，切不可由于季節性旺季對訂單的需求而輕言外貿回暖，考慮到歐美等國依然不確定的復蘇前景，對于因圣誕節等明顯周期性需求導致的訂單回升必須有個正確的研判。
除去訂單增加的因素。這輪企業用工緊張的原因還在于勞動力臨時供需失調。去年經濟危機時，長三角和珠三角企業大都采取裁員或放假的方式降低成本以求自保，導致很多農民工回歸故里。比如當時東莞勞動力市場至少失去了60萬個工作崗位，近百萬人被迫離開東莞。百萬人勞動力留下的空洞，勞動力需求增加時，很難短時間內得到填補，勞工勢必短缺。
勞動力供給增長率逆轉
2004年是一個分水嶺。自那年中國首次出現“民工荒”后，政府與學界才開始關注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問題。之前，政府對農民工的關注主要是解決每年春節前后的運輸難題。
民工潮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1989年幾百萬農民的自發性南下流動，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波民工潮。那一年的初春，中國的南方到處可見三三兩兩的鄉下人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習慣了計劃的人們把大批農民的這種“計劃外”自發外出，稱為“盲流”。不少人為之擔憂甚至恐慌，當年3月8日，新華社發表文章規勸農民朋友“城里找活難，農村天地廣”。
回過頭看去，出現在1989年的民工潮并非農民們的一時興起所為。1978年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潛能到了1988年已幾乎釋放殆盡，那一年的中國糧食產量的增長出現了停滯，與此同時，“賣糧難”則屢現報端。再進一步加大對農田的勞動力投入已無任何意義，在種田之外尋找就業門路早已成為迫在眉睫的需求。而一度風起云涌的鄉鎮企業在1980年代后期也迎來了一輪自我調整，這令此前人們津津樂道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勞動力就地轉化模式難以為繼。1989年，全國外出務工人員已達3000多萬人，很多地方開始有組織、成規模地向外輸送勞動力。
此后的十五年間，外出打工的農民數量持續增加，給中國這個“世界工廠”提供了源源不斷、低廉的勞動力。
珠三角地區在2004年初現民工荒之時，更多人相信，這僅僅是局部和暫時的結構性勞動力短缺。但是后來發現，這是全國性的短缺，甚至在勞工力供應大省的江西、安徽，都不同程度的出現了用工緊張。
對于民工荒，政府、學界、媒體都在尋找答案，試圖解釋為什么這樣的一個人口大國，竟然意想不到的出現用工緊張？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研究認為，中國的勞動供應發生了變化。在一份勞動力供給狀況的研究報告中，他用數據證明了2004年是個重要的轉折點——當年，中國農村外出勞動力數量增長率為5年來最低，增長率較上年減少74%。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歲到59歲)供給增長率也在2004年首次出現下降，到2011年左右，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不再上升，2021年開始絕對減少。他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的實施是人口供給增長率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享受了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前10年內人口大幅增長帶來的“紅利”，從1978年到1998年，在中國持續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資本的貢獻率為28%，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的貢獻率為3%，其余全部是勞動力的貢獻。
這樣的“紅利”已不太可能在下一個10年乃至20年繼續出現。1990－2002年，鄉村人口絕對減少了2658萬人，并且這一數字還在持續擴大之中，這意味著農民工的來源已經出現了萎縮。
劉易斯轉折點
對于民工荒的分析，學者還提到了一個經濟學名詞——劉易斯轉折點。從勞動力充分供給變化到短缺，在發展經濟學上叫劉易斯轉折點，這個點就是一個階段變化。在轉折點之前，有一系列的經濟特征，比如說，經濟增長無論吸納多少勞動力，都可以在不增長工資的情況下獲得。在2004年前的10年內，民工的工資基本沒有增長。但是2004年以后，民工工資一年的增長速度，比過去十年增長的速度都要快。與此同時，勞動者與雇傭者的相對談判地位提高。一個極端的數據是，2004年之前的10年里，珠三角地區農民工的月工資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價等因素考慮進去，實際是負增長。
即使在2004年之后，農民工工資有所提高，增幅并不低，但是因為基數太低，農民工工資也未見大幅度提高。以東莞為例，目前最低工資標準為770元，低于長三角的一些城市。東莞的很多工廠以此作為薪資底線，工人高出底薪的收入完全靠加班來賺取，工人福利待遇增長水平遠低于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同時，農民工游離于城市體制之外，享受不到城市人應有的子女入托、入學、住房、養老、醫療等方面的保障。
在這次經濟危機中，首先受到傷害的依舊是農民工。伴隨著企業的倒閉，一些工廠主拖欠員工工資后隱匿、逃逸，欠薪逃匿事件明顯增加。據調查，去年廣東省因工廠主欠薪逃匿引發30人以上員工上訪的事件達333宗，同比增加80.98%，經多年整治才得以改變的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又呈回升態勢。
一些學者在2004年就根據已公布的統計數據，推算民工供給量的變化，結果是在2003年底，農村待轉移勞動力應該還有7000多萬。但是為什么會依舊出現全國性的民工荒，原因就是農民工的工資實在不能支持其在打工地以后的生活，他們攢足回家創業的錢后，在40歲來臨前，選擇離開。一位在廣東的臺商抱怨說，他給工人提高了工資，為夫妻提供60平方米左右的夫妻房，替民工的孩子交納在當地上學的學費，甚至允許民工的父母前來同住，以照顧孩子。但他還是驚詫地發現，幾年后，這些民工仍然選擇了離開、回家。
而作為新生代的勞動力（我們稱之“第二代”農民工）因為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除工資薪酬外，更加注重對職業前景的選擇，且把就業地區環境、就業企業工作場所環境及周邊生活環境列為就業選擇考慮的條件。低工資、不佳的生活環境，顯然不是吸引他們進入工廠。浙江溫嶺勞動就業處的一位官員在安徽一家技術學校為本地企業招聘了19位年輕的工人，但是一個月后，19人全部離開了，沒有一個留下，原因是自己的工資不足以支撐在當地的生活（比如上網、娛樂消費的）。
勞動力絕對供給的減少，“第二代”農民工對工資收入、福利水平要求的提高，中國勞動力缺失將會在未來變得越來越嚴重。金融危機下的“民工荒”再次凸顯了依靠低廉勞動力發展外貿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而反過來，“民工荒”將倒逼中國的經濟模式轉型，盡管這種轉型是痛苦的。
摘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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