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新興產業難成增長點
時間：10-07-14 來源：世紀海翔
中央黨校宏觀分析會：
戰略新興產業難成增長點
“制度方面的變革，能夠重新釋放生產力，使得中國的經濟穩定在一個水平，我們到了需要釋放制度紅利的時候。”
6月份及二季度一系列宏觀數據發布在即,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以及下半年經濟走勢成為關注焦點。
在此次分析會上,經濟逐漸回落成為與會學者的共識。
在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宏觀室主任梁朋看來,目前的經濟下滑主要是前期政策調控的結果。而此前擔心的通脹風險已大大降低。
對于接下來的調控政策,
經濟增長保守估計8%
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認為,從投資、內需和進出口幾方面來測算,今年保守估計經濟增速在8%左右。
“投資還是平穩增長,盡管現在出現小幅下滑,如果不出意外,投資對整體經濟有3%到5%的拉動;內需按照過去的數據計算,保持在2%到3%應該沒有什么大的問題;現在出口強勁,外貿不指望有多高,能有1%到2%,算下來全年在10%左右,現在算法考慮到的因素越來越多,調整之后在8%左右。”李保民解釋說。
在中央黨校經濟學部財政金融教研宏觀室主任梁朋看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已經出現下滑,而且這種下滑是在國際經濟因素影響下沒有完全顯現出來時,就已經發生了。
“這是前期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而一旦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再傳導過來,維持目前的政策,或者出臺更重的緊縮政策,我覺得經濟可能出現二次探底。”梁朋表示。
他認為,金融危機以后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1—5月投資增速出現明顯回落,同時消費的持續增長的基礎不牢,因為制約消費的最終因素不是補貼政策,最關鍵的還是居民收入的增長。
戰略新興產業難成增長點
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強調保增長的同時,也在注重經濟結構的調整。傳統產業提升空間越來越有限,中國經濟進入重新尋找經濟增長點的過渡期。
“2008年采用刺激政策之后,2010年之后我們還有什么新的增長點,這是市場最擔心的問題”中信建投宏觀經濟研究所所長周金濤表示。
在他看來,在原有固定資產投資拉動模式結束之后,找不到新的增長點,大家都對于戰略新興產業抱有較高期望。
“但是事實上按照我對于工業化和周期的研究,這些產業未來能夠成功的概率只有十分之一,所以我們站的這個時點是資產泡沫和技術泡沫最強的時候,從工業化規律來看,新興產業即便真能夠形成經濟的新動力,那也是5-10年以后的事情。”周金濤說。
周金濤認為,現階段對戰略新興產業的投資就是一種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的固定思維套路,猶如舊酒被裝在新的瓶子里,本質上與投資拉動模式并沒有什么不同。
“現在中國的經濟,實際上主要還是靠兩個帶動性很強的產業,一個產業是房地產,另一個是汽車。在其它的新興行業還沒有取代他們成為主要的拉動力量的時候,這兩個行業的表現如何非常關鍵。”梁朋表示。
在學者們看來,2008年之后的過度投資和由此帶來的通脹約束使得經濟結構經歷一個結構變化和增速回落的過程。當無法立即找到新的中國經濟增長點時,對于戰略新興產業的熱衷可以看作是一種布局,但不代表一種必然。
釋放制度紅利
學者們認為,面對經濟回落,中國應推動制度變革,而現在關注的不應是制度變革的結果,而是制度變革的過程。
“前段時間高層表示經濟中存在兩難問題,這諸多兩難問題背后反映的是體制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的體制確實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如果體制不理順,這些兩難問題只會越積越多,到后面更不可收拾。”梁朋說。
“制度方面的變革,能夠重新釋放生產力,使得中國的經濟穩定在一個水平,我們到了需要釋放制度紅利的時候。”周金濤表示。
“當前經濟諸多兩難問題,最關鍵的是如何擴大內需,其根本之策還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而這必然意味著企業和政府所占比重要降低。現在政府是指望企業降,但企業作為利益最大化的主體,它怎么會主動把自己的利益降低呢。政府應該首先降自己。”梁朋說。
在他看來,今年完成8萬億財政收入沒有問題,這對于政府主動采取減稅漲薪是有基礎的,相較于北歐等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國的宏觀稅負超過30%的稅負過重。
當日的研討會上,據李保民介紹,到今年年底中央企業要從目前的125家縮減為100家左右,而且中央定的方針很明確,完成結構調整,使國有資本更加集中化,85%的國有資本都集中在航天、航空、石油、石化、軍工等八大產業。
一個為期5年的重金屬污染整治計劃即將出臺。
同時，周生賢透露，《規劃》將完善重金屬污染治理的監管體系，包括污染防治體系、事故應急體系、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體系等三大體系。
同濟大學環境管理研究所所長楊海真對記者直言，重金屬污染嚴重根源于環保部門的監管缺陷，《規劃》并非根本解決之道；還需建立追究問責制，將環境責任落實到各級環保部門，加強已有環保法規的執行力度，方能達到目的。
防治三大重點
記者從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了解到，在不久前該協會召開的了次內部會議上，環保部重金屬污染防治工作領導辦公室主任張嘉陵透露了《規劃》的部分內容。
首先，《規劃》的對象被劃分為兩類：第一類：鉛、汞、鎘、鉻、砷；第二類：鉈、錳、鉍、鎳、鋅、錫、銅、鉬等；內容包括抓污染源監管，全面整治污染源排放，加大淘汰落后產能，加快清潔化生產，重點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手段包括源頭控制，預防為先，大力調整產業結構，嚴格環境準入條件，加強對重點區域防控規劃。
同一會議上，環保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長汪鍵總結了《規劃》對企業提出的七大新要求。
一是提高準入標準，實行環評審批前置，未通過審批的，各級部門不予辦理相關手續；未經審批或未經環保驗收的建設項目，一律停止建設或生產；二是加強重金屬企業上市監管；三是出臺重金屬行業新的排放標準，更加明確規定企業排放標準；四是要求企業建立月報告制度，分為在線監測和每月上報兩部分；五是督促雙超、雙有企業（污染物排放超過國家和地方標準或總量控制指標的企業、使用有毒有害原料或者排放有毒物質的企業）進行清潔生產，重點防控企業兩年要開展一次清潔生產審核；六是環保部將與保監會聯合推出環境責任險，要求企業加入實施責任險；七是提高排污費標準。
此外，針對環境污染健康危害事件，《規劃》明確了肇事企業承擔污染費用。不能明確責任主體的，由地方政府埋單。
盡管《規劃》出臺還需時日，但環保部門新一輪有針對性的整治行動即將展開。
三大重點領域的環境違法問題將被嚴厲查處。國家明令淘汰的小電鍍、小制度、小冶煉將被徹底取締關停；未完成淘汰落后的產能任務、重金屬污染問題突出的地區和企業，將遭遇環評“區域限批準”；飲用水水源地一級、二級保護區內的重金屬排放企業，將被取締關閉；此外，違法建設、排放超標、無證排放、屢查屢犯等現象，也被列入查處名單。
由于重金屬話題的敏感性，環保部官員、《規劃》編制小組成員均拒絕向記者透露重點地區、行業和企業的名單。
一位地方環保官員向記者透露，根據環保部要求，他所在的地區也制訂了相應規劃：重點防控的重金屬污染物是鉛、汞、鎘、鉻和各類金屬砷，重點防控的區域（流域）是重金屬污染物排放相對集中的地區，重點防控的行業是有色金屬礦（含伴生礦）采選業、有色金屬冶煉業、含鉛蓄電池業、皮革及其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等，重點防控的企業是具有潛在環境危害風險的重金屬排放企業。
責任主體應明確
現任同濟大學環境科技與工程學院環境管理研究所所長的楊海真，從事污水處理工作多年，對重金屬排放現狀相當熟悉。在他看來，目前企業排放超標現象普遍，導致重金屬污染嚴重，既不在技術瓶頸，也不在法規漏洞，其問題在于環保部門的監管不力。
“從重金屬污染物的處理技術層面講，重金屬污染治理不是難事。”楊海真稱，“如果能解決監管問題，僅依靠已有的環保法規體系就能解決重金屬污染問題。
事實上，環保部并沒有忽視這一問題。
周生賢在9日的會議中提到，要抓緊研究制定《規劃》實施情況考核辦法，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將重金屬污染防治成效納入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作為政府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和企業負責人業績考核的重要內容。
對此，楊海真又提出新的問題。他認為，與其對《規劃》實施情況進行問責，不如建設整套環境責任追究機制。“如果整套機制沒有建立起來，單單就一個重金屬治理領域進行追究問責，靠什么保證這種問責能進行下去，而不是不了了之呢？“
因此，想要破解重金屬污染治理的困境，關鍵在于明確責任主體，并制定配套的問責機制。“管轄領域出了問題，官員應該先引咎辭職，然后政府再追究相關企業的責任。“楊說。
“但現在，公眾的視線全被轉移到重金屬排污企業身上了。“楊海真批評道。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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