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受“創造性破壞”陣痛
時間：12-06-12 來源：財經
忍受“創造性破壞”陣痛
面對中國經濟增速超預期下滑，“穩增長”被放到了更突出位置。在“三駕馬車”的需求框架中，歐美勢衰導致出口不振，國內消費暫時難堪大任，中國經濟“穩增長”最有效的一條路，似乎還是投資拉動，這讓許多人莫衷一是。
投資需要有本錢，否則銀行杠桿撬動不起來。在2009年開始實施的4萬億刺激計劃中，最“給力”的政策王牌是，將固定資產投資的項目資本金比例從30％直降至20％；默許地方政府以虛增資產、甚至直接負債（信托）方式籌集資本金；最后是將樓市激活。
中國地方政府募集資本金機制在于其對于土地一級市場壟斷權。土地增值（級差地租）的絕大部分收益收歸國有，構成各類投資項目資本金的主要來源；于是冀望中的政策放松邏輯指向：必然是松綁地產調控，這是投資提振的邏輯前提。由此可以理解，地方政府關于房地產的表態不再那么嚴厲，房地產調控有限放松之聲亦起。但這并非本輪刺激關鍵所在。
“穩增長”最重要的是如何準確判斷,何為可行的增長高度。從供給框架講，一個經濟體的潛在增長水平，是由其內在規律所支配。
簡單將人均GDP指標解構，即人均GDP=（GDP/就業量）×（就業量/適齡勞動人口）×（適齡勞動人口/總人口），可以看出經濟的潛在增長由三部分構成：生產率、勞動參與率和人口紅利。其中參與率與人口紅利是人類社會的結構性因素，它們為經濟增長提供所不可抗拒的增速和減速因素（見《財經》2012年第11期“理解中國經濟潛在增長中樞的下移”）。
中國過高的勞動參與率反映了教育效率的低下、社會保障的短缺和低勞動力成本（低工資、低福利、低收入），這些都是中國未來五年十年可能大幅改變的因素，所以從趨勢上講，未來中國勞動參與率下降合乎現代社會的發展規律。
據蔡教授基于人口數據的測算， 2013年人口紅利就將結束。隨著結構性紅利的時間窗口關閉，中國經濟未來要保持較高的潛在增長水平，關鍵在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速。
在經濟增長的索洛源泉的討論框架中，勞動生產率=（GDP/資本）×（資本/勞動量）=資本回報率×資本勞動比；其中資本回報率靠全要素生產率來支撐。人口紅利期，大量農業人口轉入工業，資本與過剩勞動力供給結合是非常促進生產率的，導致這個階段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提升。
隨著人口紅利窗口關閉，資本密集型路徑會遇到瓶頸。因為單純依靠資本勞動比來提高和維系勞動生產率時，全要素生產率會越來越受到擠出，即符合所謂投資回報率遞減的規律，要想減消負向因素的影響，須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即所謂效率的提高，有資源要素配置的重構所產生的效率，這涉及到產業結構變遷，也有企業內部的效率，這又涉及到技術進步和流程的改進；但在現實經濟中，政府主導和政府經濟活動的擴張往往是效率改進的天敵。
世界銀行預測下一個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可能會降到5％，邏輯即在于此。
再回到商業周期的需求分析的框架。投資的目的是為了未來的消費，即需要符合社會消費者的時間偏好，即期的消費、儲蓄和投資隨消費者時間偏好而自動調節，利率因此而變動。如果實際偏好偏向即期消費，會引致儲蓄減少、利率上升而導致投資的減少，如此使得資源配置與消費者實際偏好相一致，即動態優化。
但中國的投資決定卻是供給驅動的，亦即始于政府項目。通俗講，是為增長而投資，政府人為將利率壓低到自然利率之下，將要素價格扭曲（稅收、環保、土地），原本不可行的項目變得可行，短期內看會降低失業率，增加產出。
但是這種繁榮遲早會被“清算”：因為為了支撐投資，政府隨后就會用其掌握的各種途徑增加收入。由于對政府權力不加限制，私人部門將不可避免地遭受擠壓。高房價、通脹、稅收和各種收費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為了給政府項目“融資”。
需求結構因此被摧毀，基礎設施利用率不足，不當投資企業的產品滯銷，經營虧損，最后無法償付銀行貸款。這樣一來，待到銀行貸款需要進行清償的時候，整個金融系統和生產過程就會發生巨大的通縮效應，經濟的衰退隨即就會到來。
哈耶克曾指出，貨幣政策更可能是經濟衰退的原因，而不是解藥。短線上不能用力過猛，長線上要靠改革對既有資源配置結構進行根本性調整，來重塑生產率的增長動力。
短線上越沖動，未來越痛苦。日本當年不惜以零利率與高政府債務為代價，幫助低效的金融機構、企業修復資產負債表，是導致日本經濟“失去二十年”的關鍵。
中國今天應該增強忍受“創造性破壞”的痛苦的能力。沒有經濟的短線下行，不可能有要素的重構發生，只有低效率的部分死掉，釋放出的資源，才能保證有效率的部分長出。
摘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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