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
時間：13-03-07 來源：FT中文網
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
中國“兩會”歷來備受關注，本月兩會似乎格外引人注目。這不僅因為揭曉中國新一屆國家和政府領導人名單，還在于在近年經濟持續減速和社會對改革的高漲需求面前，人們更期待中國政府制定出促進和確保未來新一輪增長的政策。
2010年后，經濟增速下滑讓中國政府處境更加復雜。沒有人確切知道減速狀況會持續多久，而對經濟能否重回2009年之前的“體面”的增長速度，政府顯然也把握不足，以至于近年增長目標都下調至了7.5%以下。多數經濟學家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前途也開始表現出悲觀情緒。一個有著30年超高速增長輝煌記錄的經濟體是否真的迎來低速增長時代？目前回答肯定者居多，很多經濟學家常常把日本被作為一個鮮明的參照。
在經歷之前20多年超高速增長后，日本經濟增長率在1973年出現了陡降，不僅從9%跌到了4%，而且隨后40年內，日本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都沒有超過3%。今天中國是否正在重演日本當年的一幕？不管是否認真對待，多數經濟學家表現得依然很悲觀。
在悲觀的逐項理由當中，多數討論其實并不具備很強的說服力。比如，日本在1973年經濟出現“跳水”時已算是一個高收入國家，其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估計已經超過了美國的60%。即使是東亞四小龍，在各自進入適度增長階段時，他們的人均GDP按照購買力估計也已接近了美國的一半。把今天人均GDP只有美國20%（同樣是按照購買力估計）的中國與當年的日本相提并論，并不符合經濟學的“收斂論”。也就是說，這樣的判斷大大低估中國經濟追趕前沿國家的潛力。
即便如此，多數經濟學家依然懷疑中國是否還能繼續發揮其過去的優勢，以實現快速追趕。他們認為不管目前增長模式不可持續，還是20年前體制改革創造的制度紅利釋放殆盡也好，當下“糟糕的模式”或“糟糕的體制”將把中國經濟拖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 筆者認為“糟糕的體制”不見得應成為另一個悲觀理由。動輒拿體制說事或把所有問題歸因于體制，這是一種典型的本土思維范式。即使不否認中國的經濟體制演變得多么“糟糕”，但一個支撐經濟高速增長30年的體制會比當年的日本和四小龍的體制更糟糕？經濟學家應該不能回答這個，尤其是當我們對對方的體制一知半解、缺乏與他國體制切身感受時，對體制優劣的大膽評判不過感情用事而已。
基于對制度和比較制度學的研究文獻正確看法（盡管常常被經濟學家忘記），一個體制的形成與結構總不能脫離當時經濟發展水平或階段。今天中國經濟，在經濟體制上是由計劃經濟經市場化改革演變而來，其成功之處在于實現30年的高速增長；正因為如此，該體制在過去30年的發展階段上必有其獨到之處。但這并不意味著某些優點可以一成不變。增長和發展會導致既有體制某些方面不能再適應新的增長階段，不再能提供經濟增長的支持，甚至反而可能成為增長的桎梏。
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是重要的。
從經濟發展的世界經驗來看，改變體制的某些方面以適應已經變化的發展階段的改革，成功例子并不多。撇開大多數經濟轉型國家的失敗教訓不談，那些在經濟發展中沒有能夠在新階段上維持增長動力的國家，大多數也是因為體制改革的不成功。而在為數不多的高增長經濟體中，東亞經濟之所以能夠成功邁入發達經濟的行列，重要之處也應歸因于他們體制的可改革性。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有沒有一個可改革的體制至關重要。
一個體制聲稱再優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為其長期的增長提供支持。印度、拉美如此，日本也是?？筛母镄员雀母锉旧砀匾?，唯有體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確保改革體制的成功。以印度為例，辛格政府過去這些年來充分認識到改革對印度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也出臺了許多重要改革的思路與方案（包括試圖建立經濟特區以克服“最低工資法”的制約），但改革成效甚微，能改動的地方少之又少。印度的西方觀察家們都知道，相對照東亞的體制，印度的體制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地方?？稍谟《鹊捏w制下，改革談何容易。對經濟持續的增長前景而言，印度體制的不可改革性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在東亞，正如前文所言，盡管日本曾取得了超常的經濟奇跡，但由于其體制缺乏可改革性，最終還是陷入40年的超低速增長，難以扳回失去的國際競爭力。相反，韓國之所以能從過去的成功發展成今天更大的成功，特別是在遭遇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重創后還能成功站到國際技術的前沿，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是韓國能成功推進體制改革的結果。有意思的是，韓國在“漢江奇跡”后演變出來的體制常常被西方經濟學家詬病不已，但這個體制卻是可改革的，在一些關鍵的階段上，可改革的體制表現出了巨大的韌性和靈活的優勢。
在什么條件下一個體制是可改革的，而另一個體制則不可改革？在實證的政治經濟學方面已有的研究暗示，利益集團的存在和游說勢力的壯大，往往是政府不能出臺正確經濟政策和錯失良機的根源。經濟發展會導致社會中各種利益集團的興起和利益的沖突，不管這個利益集團是大企業巨頭還是弱勢群體，最可怕的是其游說勢力過于強大，足以影響乃至改變政府的長期政策。幾乎難以想象，墨西哥政府的有關改革政策可以免受世界首富、墨西哥電信巨頭的影響，俄羅斯也是如此。
民粹主義政策之所以在拉美和歐洲流行，也多因政府囊中羞澀。一個可改革的體制需要政府的勢力（或財富）大過任何一個利益集團，從而才有可能保持目標的長遠和相對的中立。這是改革可以成功的條件。北京大學姚洋教授曾經提出，中國的經濟轉型和增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政府是“中性的”，不受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左右，不代表少數利益集團的利益，因此可以（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
中國經濟正在步入新的發展階段，改革體制中那些越來越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部分（特別是涉及公共部門、收入分配、土地和戶籍制度以及金融等領域）十分迫切。今天的局面與之前是否大有不同？即使數量上不超過2%的國有企業資產占了全部企業資產的40%，即使國有部門（特別是央企和金融部門）的權勢日益增長，中國看上去依然沒有變得更像俄羅斯或墨西哥。相反，這些財富的增長極有可能增強中國政府掌控局面和推進改革的能力，這是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成功的秘笈。
當下和未來20年，中國政府繼續保持“中性”至關重要，在政治上要力圖避免被利益集團綁架和俘獲，換句話說，中國需要長期保持體制的可改革性，唯有如此，適應未來發展階段升級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
摘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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