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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讀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的五大信號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舉行，研判當前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部署2022年開年經濟金融工作。作為一年一度的重磅會議，此次會議的定調和部署對明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和金融市場走向影響深遠。此次會議釋放出五大重要信號：

信號一：進一步確認經濟下行壓力，明年是穩增長政策友好年

會議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世紀疫情沖擊下，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和不確定。因此，要繼續做好“六穩”、“六?！惫ぷ鳎掷m改善民生，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三重壓力”是會議的新提法，確認了四季度以來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形勢?；谶@一判斷，宏觀政策向穩增長傾斜，重回“六穩”、“六?！?。

從中國政治經濟周期來看，2022年是地方政府換屆完成后的元年，也是二十大召開年。在經濟穩增長方面，宏觀經濟政策在2022年應該會是友好年，這與近三年強調化解風險的宏觀政策環境有很大不同。會議強調，明年將召開黨的二十大，這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保持平穩健康的經濟環境、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風清氣正的政治環境。

如果說2021年是“跨周期調節的準備年”，那么2022年就是“跨周期調節的落地年”。2021年財政赤字總量收縮，宏觀杠桿率下降，政府基建增速接近于0%，并未發力穩增長，反而是積攢了不少資金“彈藥”。2022年初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宏觀政策穩增長的力度有望顯著上升。

此次會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擔負起穩定宏觀經濟的責任，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力適當靠前。要保證財政支出強度，加快支出進度。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

信號二：2022年經濟轉型思路清晰，不走“負債驅動的繁榮”的老路

如今中國轉型思路明晰，科技進步主義取代“負債驅動的繁榮”，加大對科技攻關、自主創新的投入，通過科技創新打破國外封鎖、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走通的“華山天險一條路”。

會議提出科技政策要扎實落地。要實施科技體制改革三年行動方案，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規劃。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完善優化科技創新生態，繼續開展國際科技合作。

過去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傳統“引擎”一是出口，一是房地產。此次會議重申“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和不確定”、“需求收縮”，對出口和地產的回落趨勢有清醒的認識。但與此同時，會議再次強調“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無懼恒大等局部風險事件的沖擊，打破部分人對于重新刺激房地產行業穩增長的幻想。

面對需求收縮，會議提出的處方是“實施好擴大內需戰略，增強發展內生動力”，2022年擴大居民消費將是對沖出口下行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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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三：“雙碳”政策執行節奏更加合理，2022年中國通脹壓力緩和

2021年，能耗雙控、拉閘限電等政策曾對工業生產造成擾動。碳中和碳達峰政策的突然收緊加劇了部分大宗商品和能源價格的暴漲，推升了PPI。

會議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初級產品供給保障，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峰碳中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傳統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礎上。要確保能源供應，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帶頭保供穩價。

2022年，節能減排政策一刀切、運動式執行的可能性小，能源和大宗商品保供穩價的力度上升，有利于PPI增速高位回落。

隨著疫情緩和、消費逐漸恢復，明年CPI增速可能上漲。但生豬存欄量仍然很高，蔬菜價格并未持續上漲，中國也沒有給居民發錢的強刺激政策，CPI的上漲將會是溫和可控的。

且從歷史上看，自2015年以來，中國的CPI和PPI走勢割裂甚至相反，PPI增速上漲難以對CPI形成傳導。

信號四：中國央行貨幣結構主義與2022年的兩場“大考”

經過2020年疫情沖擊之后，中國央行以我為主、服務實體、化解金融系統風險的“三駕馬車”式的貨幣結構主義新政策框架落地成型。

此次會議繼續維持“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钡幕{不變，同時強調“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的支持”。

預計2022年央行貨幣政策依然將從供給端著眼，重點運用結構性政策工具，有針對性地支持重點領域、薄弱環節，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服務國家大戰略，而總量型政策的運用依然會十分慎重。在市場廣泛關注的“寬信用領域”，央行也將是結構性的寬信用，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領域的金融支持，而不是通過放松房地產、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監管來實現寬信用和穩增長。

2022年中國央行貨幣政策迎來兩場“大考”：一是外部沖擊的大考，考驗央行如何應對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二是貨幣政策戰略定力的大考，考驗央行能否抵制得住上下各方要求刺激房地產的壓力。

在中美經濟周期的不同步性和中國經濟復蘇的不均衡性的背景下，中國央行面對兩場“大考”，選擇通過“全面降準+結構性降息（如降低再貸款利率）”來穩增長、寬信用，是比“主動型全面降息”更優的做法，可以更有效地應對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的外溢效應，將“寬貨幣”的副作用降至最低。（詳見12月6日《央行降準點評：確認經濟下行壓力，央行如何迎兩場“大考”？》等文章）

信號五：共同富裕的內涵和現實路徑

相較于去年的經濟工作會議，今年的會議用了專門的一個段落論述共同富裕，從就業、分配、公益慈善、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闡述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

我們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至少應包含三層含義：

第一，在中國經濟總量不斷壯大的過程中，在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廣大人民群眾要有獲得感、幸福感。

第二，要努力實現機會的平等，遏制階層固化的趨勢。不僅要在最后的分配環節向弱勢群體傾斜，還要在受教育、就業、創業等領域注重機會平等、起跑點平等。

第三，共同富裕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內在要求。隨著中國從投資型社會走向消費型社會，消費在促進GDP增長的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不同的人群邊際消費傾向不同，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最高。“有6億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一度刷頻網絡，如果這些人的收入能有一個“倍增計劃”，又將釋放出多大的消費潛力？從國際上看，2020年疫情后美國政府直接給窮人發錢，是支撐疫情后美國消費的重要因素。

要想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首先要解決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同時還要解決不同人群的失衡問題，比如關注就業難、收入增長慢的重點群體。

從分配的角度看，當前房地產稅、遺產稅等都寄托著大家對共同富裕的期盼。但從國際上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都普遍實施房地產稅、遺產稅，但并沒有阻止貧富分化。因此，房地產稅、遺產稅只是現代化、后工業化國家擴大稅源的一種方式，并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

從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疫情后實體經濟遭遇較大困難，尤其是民營小微企業的正常經營和盈利能力受到重大沖擊；而在收入分配中，政府及政府掌控的國有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占蛋糕的很大一塊。因此，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短期內大幅壓縮企業的利潤空間的可行性不高，提高政府掌控的這部分資源的利用效能促進共同富?？赡苁歉F實的路徑。

摘自-海清FICC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