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進工廠少送外賣？靠使命感扭轉不了
時間：22-03-21 來源：秦朔朋友圈
多進工廠少送外賣？靠使命感扭轉不了
兩會進行時，有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很多年輕人不愿意去工廠上班，產業工人空心化愈加突出，政府、社會、企業應共同努力，鼓勵年輕人爭當產業工人，而非從事快遞外賣、網絡直播等行業。
很快，該話題引發熱議，沖上微博熱搜第一。
首先，需要肯定，該人大代表提出來的是個很重要、很棘手的問題。該代表提出來的包括“政府對參與訂單式生產的臨時用工給予一定的收入補貼及保險補貼”等建議也很有建設性。
其次，必須要澄清，制造業用工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老齡化、外賣直播等行業的低門檻有一定影響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導致了企業用工難，這個鍋不該外賣和直播行業來背。
1勞動力短缺是個老問題
產業工人空心化不是個新問題。
早在2004～2007年，中國就持續性出現了以青年普通民工短缺為特征的“民工荒”現象，并且恰恰在這個時期，農民工工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持續性上升。由此，很多專家判斷，2004年是中國的“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國際上通常用劉易斯拐點來判斷勞動力是否短缺。
近年來，產業工人空心化現象愈加突出。
據統計，2020年中國制造業人才缺口達2200萬左右，近五年，制造業平均每年凈減少150萬人。
2021年5月，中智咨詢發布《2020年一線藍領用工荒情況調研報告》，調研結果顯示，參與調研的企業中，近七成企業近期正遭遇用工荒問題、13%的企業表示一般會在春節以后遭遇用工荒，另有13%的企業則表示其常年存在用工荒及用工短缺的問題。
人社部的數據顯示：預計到2025年，中國制造業10大重點領域人才總量將接近6200萬人，人才需求缺口將近3000萬人，缺口率高達48%。
那么，勞動力短缺的原因是什么？
2 人口紅利不是唯一原因
恐怕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原因是老齡化。
老齡化意味著人口紅利消退，經常被用來解釋包括勞動力短缺、經濟增速下滑等各種問題。必須承認的是，人口紅利消退是個大問題，但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用“人口紅利消退”這一單因素來解釋。
第一，單一的人口紅利消退因素解釋不了勞動力短缺。
國家統計局將15-64歲這個口徑劃歸為勞動人口。按照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3年達到峰值10.06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約73.9%），隨后就以加速度絕對減少：每年減少人數以萬、十萬、百萬到千萬的量級遞增，到2020年已經累計減少了4170萬人，剩余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降為68.5%，即8年來，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減少了5.4%。
與此相對應，2021年，65歲及以上人口為20056萬人，老齡化率已經達到14.2%。
如此說來，人口紅利確實是勞動力短缺的重要因素？但從就業格局來看，事實并非如此。
以2021年前三季度為例，我國的總就業人口中，16-60歲人口的失業率不到5%，但分年齡段看，16-24歲群組的失業率為15.4%，而20-24歲群組的失業率更高達20%以上。這說明，我國就業的總體狀況十分良好，但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勞動人口總數的下降并不能完全解釋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第二，快遞等服務業就業和制造業就業并非此消彼長。
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快遞從業人數已突破1000萬人，其中餐飲外賣員總數已突破700萬人。疫情加劇了勞動力產業間的移動，某平臺曾公布數據：疫情期間兩個月內，美團新增騎手33.6萬人，餓了么新增騎手24.4萬人，這些新增騎手中制造業工人占比為40%，成為新增騎手的主力軍。
如此說來，服務業就業增加是制造業就業不足的重要因素？但從從業人數來看，事實也非如此。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的城鎮非私營單位制造業就業人數、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制造業就業人數分別為3832.03萬人和5907.36萬人，合計為9739.39萬人，如果算上非城鎮就業，制造業從業總人數粗略估計應該超過1億。
據說，當下的缺口達2200萬，而外賣騎手的總人數不過700萬，其中還包括大量兼職人員。顯然，兩個行業的從業人數根本不在一個量級，即使全部外賣人員轉行進工廠，也不夠彌補缺口。
另外，也需要注意，2019年有“近四成新增外賣騎手來自工人”是疫情期間出現的特殊情況。疫情中許多制造業處于停工狀態，而恰好疫情期間正是快遞、外賣行業大幅增長階段，人們需要通過網絡消費來滿足日常生活的需求。為了獲得經濟收入，所以才在短期內有大量制造業工人流向快遞外賣行業。
3 服務業發展存在滯后
況且，制造業與服務業，本身并非對立關系。
如果把中國經濟過去的四十年粗略劃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那么，上半場是工業化主導，下半場是城市化主導。而城市化又有賴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離不開零售、快遞、外賣等消費型服務業。
中國經濟的一個結構性特征恰恰是城市化率低導致服務業發展滯后。全球范圍內經濟體發展都有一個規律：高端、密集、低成本的服務一般都存在于大城市，在小城市由于消費能力、需求層次、規模效應的制約，反而很難發展起來。
202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為63.89%，雖然超過55.3%的世界平均標準，但距離發達國家平均81.3%的城鎮化程度還有一定的差距（2020年美國的城鎮化率是95%）。
還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城鎮化率不能等同于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Urbanization），因為發達國家的市與鎮只有規模大小的差別，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現代化程度上差異并不是很大。但在中國，不僅縣級以上城市的行政級別高于鎮，而且一般而言，縣級以上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現代化程度也高于鎮。
按現行口徑統計，我國8.5億城鎮常住人口中，既包括5億多居住在684個縣級以上城市的市民，又包括3億多居住在2萬多個建制鎮中的鎮民。所以，如果按照縣級以上常住人口來算城市化率，那中國的城市化率在40%左右，遠低于城鎮化率（63.89%）。
我國的制造業全球排名第一，但城市化水平還遠低于發達國家。其背后反映出來的重要問題在于，一個工業化發展快而城市化滯后的國家，內部市場必然是小的，供大于求，偏重出口。
過去一個階段我國經濟發展依賴出口，工業化進步很快，但短期內市場和國內需求沒有跟上，收入水平、消費需求以及很多服務業的發展有一定滯后，這也是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想要暢通雙循環、拓展國內市場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順便說一句。過去一段時間內，全國各大城市開啟了“搶人大戰”，由于既要控制城市總人口規模，又要搶“高端人才”，所以一些流動性強、可替代性強的“低端勞動力”被擠出大城市。
但實際上，一個地區引進任何優質產業，都需要配套高中低各檔服務業。高端產業也好、制造業也好，都需要和服務業有一個合理的配比，因為越是高端人才，對生活質量的要求相應越高，越需要相應的服務業來支撐。無論是生產環節還是生活環節，高端產業和服務業都是互補的。而勞動力流動不暢，會加重大城市勞動力短缺的現狀，進而推高服務業勞動力的價格，結果是讓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被提高”，長此以往，很容易挫傷消費。
所以，重視高端人才而不重視基礎服務業的思路，未來逐漸需要改變。
4 制造業崗位都去哪了
既然人口紅利消退、快遞等服務業擠占，并非是制造業就業凈減少的主要原因，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制造業就業不足？這個問題可以從需求端和供給端分別分析。
需求端
有數據測算，過去五年，制造業從業人員每年平均凈減少150萬人，但每年這150萬凈減少并非全是需要補充的“缺口”，也有可能是被需求端主動替代的。比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發展部研究室主任卓賢2019年曾撰文指出，從制造業的勞動力需求端分析，中國制造業就業的下降主要源于效率提升、分工深化和跨境轉移三大因素。
原文有翔實的數據測算和分析，感興趣的讀者可以點擊文末列示參考材料的第一個鏈接，在此只簡單介紹相關結論。
第一，機器換人，解釋了制造業34％（293萬）的就業下降。
雖然我國制造業就業人數有所下滑，但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卻有所上升，這直接表現為生產效率的提高，背后的邏輯是制造業從大規模人工生產向機械臂、真空吸力、機器視覺系統等自動化場景的轉變。從2013年到2020年，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銷量已經連續八年位居世界首位，2020年裝機量占全球的44%。
第二，分工深化解釋了35％（302萬）的制造業就業下降。
數字技術進步催生制造業分工深化，當屬于制造業內部的研發、設計、物流、營銷等服務性環節被外包給信息科技公司、物流公司等獨立的生產性服務業企業之后，原本統計在制造業部門的部分崗位就計入了服務業部門。
據測算，2013～2017年4年間有302萬就業崗位從制造業企業中分離出來，這解釋了35％的制造業就業下降。
第三，產業轉移解釋了31％（250萬）的制造業就業下滑。
全球產業轉移表現出“雙路線”特征。一方面，隨著東南亞和非洲國家低成本競爭優勢的顯現，中國的部分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逐漸向后發國家轉移，2013～2017年，這部分就業人數下降了約250萬；另一方面，先進制造業回流發達國家漸成趨勢。例如，估算2013～2017年，我國制造業就業崗位回流美國的規模為17萬個。綜上，產業跨境轉移解釋了31％的制造業就業下滑。
從需求端分析，2013～2017年，制造業減少了845萬崗位，每年減少210萬。與此同時，服務業年均新增1309萬人，吸納了大量制造業流出的勞動力。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尤為引人注目，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業年均新增就業分別達476.2萬和174.1萬，兩者創造就業的能力超過2004～2008年高峰期的制造業。
需要注意的是，服務業在此，發揮的并非是“虹吸作用”，而是“接納作用”，是就業的“穩定器”。
如果考慮到時間差異、口徑差異，2013～2017年制造業就業年均減少200多萬對應的原因，其實可以粗略解釋近幾年每年凈流出150萬的絕大部分
所以，制造業流出，并非完全是供給不足，很可能是需求端的原因。
供給端
需求端的幾個因素過于宏觀，與普通打工人關系更密切的應該是供給端的原因，也就是人大代表關心的，年輕人為什么不愿意做光榮的產業工人了？
首先，收入，是影響就業意愿的最大因素。
更粗暴直接的解釋是，人要吃飯。有些企業領導，特別喜歡倡導員工要有使命感，要無私奉獻，有些有文化的領導，還會引用馬斯洛需求，把“用愛發電”講成“自我實現”——
你做產業工人，是避免產業空心化，助力國家制造業騰飛，不被西方國家卡脖子；
你做醫生，是要救死扶傷，做一名白衣天使；
你做老師，是要春蠶到死絲方盡，為教育好祖國的花朵而嘔心瀝血
但馬斯洛需求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五個層次，領導們光強調最高級的“自我實現”，前面的四層需求呢？
外賣騎手和快遞員，在一線城市月薪能夠上萬；反觀制造業，在各大招聘網站上檢索，很少看到會有企業以七八千元的薪酬去招聘普通工人。
其次，自由是影響就業意愿的第二因素。
前陣子，DT財經發起了一次有2113人參與的“職場倦怠”調查。調查發現，在引發打工人厭倦情緒的要素榜單中，收入、工作內容和工作量/時長排前三。
確實，對于職場人來講，無聊且沒有意義的工作內容令人感到厭倦和窒息，干得多卻拿得少的不公平感也讓人倍感委屈?？傮w來說，如果一份工作本身的公平、效率、價值或意義被破壞，就容易令人失去熱情，變得倦怠。
筆者曾經短暫在服裝廠當過流水線工人、在建筑工地做過小工、在餐飲企業做過服務員。
在服裝廠的工作，主要做過三個崗位，分別是給衣服掛吊牌、釘扣子、包裝（疊衣服裝袋），三個崗位都是計件工資，多勞多得。工作的大部分時間同事們都需要各自伏案工作，相互間交流非常少。
在建筑工地的崗位主要是給泥瓦匠提供材料，包括供水泥、磚頭、遞工具。通常是1個小工，服務2-3名大工。工作一天下來，腰酸背痛、倒頭就睡。相對來說，雖然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但凈收入還挺可觀。
在餐飲業，主要是上菜、收拾杯盤狼藉、滿足顧客的個性化需要，在用餐高峰期的工作強度較大，但非高峰期相對比較空閑。
個人感受，雖然收入的絕對值較低，但餐飲服務員的性價比最高，因為工作環境相對更好、工作內容相對多元（可以接觸不同顧客）、工作時間相對自由、工作強度相對不那么大。
2021年因工作關系，我還去國內幾家頭部家電制造業企業短暫調研。
客觀來說，與過去十幾年相比，頭部家電制造業企業的工作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總體來看，依然沒有超出流水線生產、重復勞作的本質。員工在某家企業工作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也與企業家的管理理念密切相關。比如，有的企業家努力為自家員工提供住房。但大部分企業，比如某某康，工作強度非常大。
記者還采訪了一名“逃離工廠”的騎手。
阿象7年前，離開家鄉來到珠三角一家生產小家電的A股上市公司打工。
阿象當時在滴漏式咖啡機的生產線上工作，每天的工作內容是將塑膠殼夾在咖啡機的鐵片上，鐵片有十幾個孔，需要每個孔對齊，然后再用螺絲刀的刀把捶平整。
這一套工作要在20秒內完成，每天要重復800遍，一個月下來，可以賺到3500塊錢。
2018年下半年，他離開了工廠，開始做起了外賣騎手。剛開始時，由于對配送線路不熟，不知道哪里的單多，每個月跑下來，到手也不過4000塊；但熟悉之后，就可以輕松賺到六七千。
與工廠里定薪不定時、流水線上無自主性的“螺絲釘”工作相比，外賣騎手工作時間自由、多勞多得等優點，當然更容易獲得年輕人的青睞。
最后，在收入和工作自由度以外，職業發展空間也是影響制造業就業的重要因素。
有人擔心，快遞和外賣沒有技術含量，幾年以后被相關行業淘汰，不能再“吃青春飯”之后，如此大的群體，將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這確實是個大問題。
可是，相當多的快遞和外賣員，恰恰是被制造業企業淘汰的普通工人。比如，2019年1月，美團發布的《2018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提供了側面證據：美團外賣騎手的上一份工作，最多的就是“去產能行業”的產業工人，占比達到31%。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一份調研報告也提到，根據課題組對國內2000家企業的調研，新技術應用帶來的制造業普通勞動力崗位的替代率為19.6％。
職業晉升無非是專家崗和管理崗，可是，絕大部分普通產業工人都是低學歷低技術，很難走這兩條路線。同時，中國制造業正處于更新換代的檔口，低端制造業逐漸轉移，雖然高附加值的制造業發展勢頭良好，但尚未成熟，相對應的，制造業企業缺乏更多的是高附加值崗位。
2021年的流行詞是“內卷”，這是一個我國經濟的普遍問題，每個行業都或多或少遇見了自身的發展困惑，某種程度上，或許制造業企業才是內卷之王。
5 怎么辦？
第一，逐步放寬戶籍制度等在內的阻礙人力資本流動的因素。
有讀者疑惑了，制造業企業就業不足，怎么扯到戶籍制度改革了？
我國的市場化改革，使得巨大的勞動力存量在城鄉間和地區間流動了起來。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哪里工資高，農業轉移人口就流向哪里。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允許人力資本的跨區域調配，造就了長三角、珠三角，成就了“世界工廠”。
但是，從2000年以后，國家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的建設用地指標劃撥、投資和轉移支付，且轉移支付金額逐年提升。
一方面，中西部的基礎設施建設逐漸完善；另一方面，政策補貼人為拉高了農民工工資，增強了中西部地區吸納本地農民工就業的能力。這就導致東部地區用工荒和全國范圍內的農民工工資上漲并存，但背后隱含的是經濟資源配置的低效問題。
如今，西部大開發成效顯現，過去十幾年，中西部地區承接了東部沿海大量的產業轉移。但包括戶籍制度、政策補貼、搶人政策在內的一系列扭曲人力資源配置的措施依然存在。
而中國經濟面臨一個情況就是區域間發展不平衡，人均GDP差距過大。區域間人均GDP差距過大的原因并非是經濟的集聚程度太高，實際上中國的經濟集聚程度遠低于發達國家，而是因為相對發達地區的人口份額遠低于GDP份額，而欠發達地區的人口份額遠高于GDP份額。
要知道，中國的經濟主要靠制造業和服務業拉動（2020年，制造業和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高達80.68%，農業占比僅7.98%），而制造業和服務業主要分布在城市。
在中國經濟的下半場，只有允許人口的自由流動，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入城市，城市的公共服務按常住人口規劃和配置，才能通過勞動力價格最高效率地調配富余勞動力，讓企業憑待遇拉票、員工用腳投票，既最大程度地滿足制造業、服務業的用工需求，又縮小區域間人均GDP的差異，實現包括人均GDP、人均實際收入和生活質量三個層面的真正意義的平衡發展。本質上，促進共同富裕。
第二，依靠完整的產業鏈提高中西部地區制造業就業。
西部大開發為中西部地區帶來了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同時，在過去十幾年，中西部地區也承接了相當一部分產業轉移。
中國在逐漸放開人口自由流動的同時，應進一步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完善中西部地區營商環境，發揮完整產業鏈帶來的綜合優勢，促進制造業在國內跨區轉移中實現產業升級，只有將制造、加工、研發和服務環節置于一個地理空間，才能保持或擴大產業競爭優勢，避免制造企業大規模、成產業鏈地跨境外流，為本國勞動者提供多元化且充裕的就業選擇，進而靠實力而不是補貼提高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水平，吸納更多的制造業就業。
第三，依靠產教融合形成制造業人力資本紅利。
一方面，支持企業和社會力量興辦職業教育，加快產教融合實訓基地建設，重點開展訂單式培訓、定向培訓，以“干中學”的模式培養中高端制造業所需要的高技能勞動力，提高制造業就業的含金量和從業者收入，從而提升制造業就業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中國一直在學習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我們不僅要學習德國的職業教育制度，更要學習德國的職業教育環境，為職校學生提供暢通的學歷晉升制度和友善的社會就業環境。真正從技能培訓質量、就業薪資待遇、學歷晉升渠道、社會輿論認可等多個方面，破除職業教育發展的“山中賊”和“心中賊”。
第四，企業和企業家層面，要少談鼓勵，多給激勵。
如果希望年輕人爭當產業工人，那么企業優先需要考慮的是：你用什么來吸引年輕人？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如果作為企業家，你給產業工人的激勵足夠多：收入待遇比送外賣更高；福利和保障待遇更好（送外賣現在只有簡單的商業保險）；激勵和晉升機制更公平完善，不搞996大小周；有人性化的管理手段。
那你還怕自己的企業不能為“打破產業工人空心化、助力國家制造業騰飛、不被西方國家卡脖子”做出更大的貢獻？如果你啥都沒有，只有鼓掌、贊許以及為國為民的高帽子，就算你今天靠著“使命感”忽悠幾個年輕人上當，他們也很快會醒悟的。
鼓勵年輕人少送外賣多進工廠，不能是強迫年輕人去向何方，而是要通過引導，提升工廠的吸引力。
6 總結
普羅泰戈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康德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我們目前應該做的，不是通過漂亮的口號、空洞的使命感，騙著、哄著、強迫著年輕人少送外賣多進工廠。不能用一種錯誤的方法追求一種看似不錯的結果。
那應該怎么辦呢？
尊重市場，尊重規律，減少對人的束縛，尊重個人的選擇。
產業工人空心化，是個大問題、老問題。尊重個人選擇權利、允許人口自由流動，是個老問題、大問題。
撼大摧堅，需久久為功。
摘自-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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