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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這標志著中國全面卷入全球化體系，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不過這個時刻當然沒有義務也沒有能力許諾中國一定能在全球體系中達到自己期望的某個高度，或者許諾未來一定會有一種真正平等互利的全球秩序出現。一切都要繼續爭取。因此中國進入全球化體系的進程，從根本上說是一個不斷學習、逐漸成熟的過程。

  如果將中國正式提交加入WTO申請的1995年7月11日看作中國開讀“全球化大學”預備班的日子，那么，到今天的短短十三年間，已經經歷了兩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上了兩次驚心動魄的“大課”。一次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這次危機事實上也是全球性的。另一次就是目前仍在進展中的從美國開始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這兩次危機已經或者將深刻影響中國的全球觀念。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雖然受波及不大，但眼皮底下發生的殘酷現實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產生了震撼性的影響，促使人們不能不重新思考全球金融體系乃至整個全球化體系的實質和問題，不能不直面危機期間所呈現出來的東南亞國家與美歐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關系。這事實上也深刻影響了此時正在推進中的中國入世談判，中國知識界圍繞發展模式的辯論開始全面展開。

  雖然1990年代末國內公共媒體對WTO問題的辯論基本沒有展開，但此后執政黨的系列決策很明顯地吸納了1997年危機的沖擊。例如，危機刺激中國加快金融改革的進程，處理金融系統隱藏的問題，并將中國經濟的命運與美國更緊密地綁在一起，此后中國的美元儲備在出口戰略的支持下快速攀升。

  另一回應跡象是，正是在爭取入世期間，中國執政黨開始推出以縮小社會差距、促進平衡發展為目標的社會政策，1999年出臺“西部大開發”政策；2000年之后，三農問題也逐漸引起中央關注。到2002年，促進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政策開始全面展開。執政黨日益注重國內社會公平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看到全球化并不意味著一帆風順，而有周期性危機，因此在加入全球化體系之后，必須夯實國內持續發展的基礎，才能增強抵御全球經濟波動的能力。新世紀后中國以系列社會政策促進社會公平，事實上也是刺激內需的基礎性措施；目前以刺激內需抵御全球危機的思路，是1997年危機之后的回應措施的進一步發展。

  在1997年危機引發的中國知識界的討論中，一種流行的看法是全球化“馬上好”，到2008危機發生之后，這種看法如何自圓其說？對于學習能力強的中國而言，已經到了徹底告別那種全球化幼稚病的時候。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