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文明擔當和全球價值
時間：08-12-30 來源：世紀海翔
“三十而立”：文明擔當和全球價值
中國三十年來改革開放對于人類探索現代之路的意義，恰好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候清晰呈現出來。從美國開始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將現代資本社會的文明困境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已經深入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國并不在這一全球性危機之外，部分中國金融企業和那些嚴重依賴外需的企業同樣在危機波及之列。不過，中國與那些陷入危機漩渦中的發達國家截然不同的表現，令全球各地的觀察家更加關注中國道路的獨特性，一些人開始思考，中國的建設實踐是否正在開辟另一條現代性道路？
這場恰逢其會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是中國自主發展的一個歷史性轉折點。共和國在即將告別第二個三十年之際，迎來了又一次必須獨立探索發展道路的歷史性時刻。
這一次自主探索發展道路的歷史性時刻，則是將徹底告別面對西方的學徒心態，開始獨立面對現代社會的各種難題，積極整合自身資源，自主探求應對之方。對于中國而言，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的重要性并不亞于20年前的蘇東劇變。冷戰時期兩大霸權相繼遭遇重大危機，意味著世界上并沒有現成的成功模式，中國必須獨立探索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事實上正是因為中國走了一條與其他大國不一樣的道路，才有能力相對游刃有余地應對這兩次霸權危機的巨大沖擊。從胡錦濤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可以看出中國自主探索發展道路的基本方向，他說，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實踐永無止境，探索和創新也永無止境。
孔夫子說“三十而立”，并不是說每個人活到三十歲就自然可以“立”起來，很多人到四十歲在人格上也未必能夠自立。“三十而立”更強調的是，人到三十就應該“立”起來。能否真正自立，則要看有沒有自立的自覺和意志，有沒有自立的能力。一個30歲的普通人是從牙牙學語的嬰兒成長而來，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有30年共和國建設經驗和近30年革命經驗，執政黨就已經有強大的政治意志和全球罕見的組織動員能力，并且已經凝聚了全民對于改革開放的高度共識。從這樣的政治基礎出發的改革開放，有其自主性和自主能力，這種自主性不僅蘊含在國家權力系統之中，更蘊含在整個中國社會的民意結構中，它在改革過程中一直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之所以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后要講“三十而立”，要重新強調自主性和自主能力，原因在于，改革開放必須進入經濟全球化體系，而這種全球化體系以及各種非常強勢的全球化意識形態，對國家主權和自主性構成了極大的挑戰。這并不是中國一家遭遇的問題，而幾乎是全球化體系中所有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挑戰。例如在20世紀下半葉，拉美和非洲地區許多國家為自己對美國的依附性位置而深感苦惱（歐洲諸國和日本同樣多少也有這類煩惱），這些國家的知識界也曾就自己國家對美國的依附性展開過激烈的辯論，希望改變那種“國內企業從外國銀行獲得貸款，又將收益大部分存入外國銀行，只有很少部分用于國內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但是非常困難。對于中國而言，由于有非常強的自主性資源，從而“三十而立”的基本要點在于，重新認識建國以來包括三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的自主經驗，在全球化條件下重新確立自主的政治意志和文化自覺。
近年來中國刺激內需（減少對外需的依賴程度）、關注民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重視發展裝備業大飛機之類基礎工業等舉措，大的方向都是要在經濟上重新確立全球化條件下的 自主性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危機總是最好的老師。好些事情在這場金融危機之后變得容易理解，比如，隨著大量農民工因為沿海部分中小企業倒閉或停工而提前返鄉，家庭聯產承辦責任制下每個農民家庭所承包的那塊田地對于改善民生、刺激內需和社會穩定的重大意義，這一制度為以后農村土地改革所確立的邊界，就變得清晰起來；隨著這次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周期性危機開始沉重打擊那些嚴重依賴外需的領域，轉變增長方式、發展內需、自主創新和產業轉型，就開始變成政府和企業的自覺意識；隨著中國龐大外匯儲備在此次危機中的尷尬充分顯露，隨著所謂中美“恐怖平衡”所含有的不平等關系的呈現，如何讓中國經濟體系擺脫對于歐美經濟體系的依附性，中國金融體系如何確立自主性和擴大決策自由度，就自然成為未來中國改革開放在更高的程度上“立”起來的重要課題。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也就是逐漸深入全球化、在應對全球化挑戰過程中不斷學習和重新致力于維護自主性的三十年。這個螺旋式前進的進程，也是改革初期就存在的自主性傳統和全球化潮流之間不斷對話、辯論和綜合的過程。與此同時在中國內部，就民生問題、公平問題、激發內需問題等方面，社會平等訴求和資本自由發展之間也展開了長久的對話、辯論和綜合的過程。中國在改革三十年間也因此經歷了從“讓一部分先富起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發展共享”、“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轉型。這種內部改革的轉型進程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而立”奠定了內部的自主性基礎，這個基礎最核心的含義在于，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全新條件下重新凝聚了社會大眾對改革轉型的共識。
目前正在進展中的全球金融危機，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最核心層面上提出了新的挑戰。就全球化體系而言，中國與美國這一全球化中心之間的金融關系問題已經凸顯出來。如何既維護中美經貿關系的順利進展，又能改變中美金融關系結構存在的不平等關系，在更基本的層面上確立中國金融體系的自主性，降低依附性，已經成為考驗中美雙方對話合作智慧的中心問題。
全球金融危機所揭示的現代困境，對中國、美國以及其他重要文明體的挑戰更為根本。如果只認為這種現代困境不過是自由經濟的一種周期性現象，不免過于冷漠而放棄對現代困境的深入觀察。這種周期性危機，以及在危機過程中社會差距的急劇擴大和社會沖突的急劇增多，并不能因為它是自由經濟的危機就能夠自然獲得合理性和正當性。其實現代西方文明的一個主要方向，就是不斷地反思和批判資本主義和現代性，而且這些批判是現代發展保持健康的一個前提。只是在冷戰結束之后，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勝利的一方在它的對手消失之后，自己也失去了方向和活力；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與美國式發展道路缺乏必要制約和失去方向有極大的關系。能否在促進經濟增長和活力的同時促進社會公平和社會均衡，避免惡性的現代發展將人類拖入深淵，看來是個極難解答的難題。
在這種全球狀況之下，重新打開文明發展的多元視野，重新認識和發現其他文明發展的可能性，就成為克服目前的全球性危機及其背后的文明危機的關鍵所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及建國以來的實踐經驗，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制度創新所包含的文明含義，顯示出世界性的價值。中國并不隔絕于此次全球性危機，但是中國發展的經驗和目前的危機應對舉措之中，包含了新的可能性。而中國發展道路所揭示的可能性，最大的意義并不在于給西方文明以方向（過去一百年中國知識界的辯論一直糾纏于究竟是西方文明救中國，還是中國文明救西方），而在于這種以自主性為核心、追求社會公平的社會主義市場制度安排，可以給其他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以有益的啟示。
正如中國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過程中多次表明的那樣，中國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中國的發展道路探索和文明發展的關鍵，同樣也并不在于要給其他國家或者文明當醫生，而在于要更為深入地面對自己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更有創造性地發現中國古今傳統中克服現代性難題的系統性資源。
注重解決自己遭遇的問題，自己的問題解決好了，就能對世界其他地區有所啟發，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同時要有自主探索解決現代困境的道路的自覺，這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文明悠久的大國而言，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都有自己對于天下和世界的獨特意義，有自己對于人類文明發展和未來的重大承擔。中國文明傳統在世界歷史中的意義，并不在于它是惟一一個延續至今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而在于它為人類歷史提供了一種美好的生活方式，一種相對于其他古老文明的可能性。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建設的意義同樣是世界性的，三十年改革開放尤其將中國探索現代之路的世界性價值展現了出來，呈現了現代性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正是有了多種可能性，人類才能在這種豐富中葆有頑強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否則必然將在單調的貧瘠中走向衰敗。
如果說一個文明國家對人類發展可能性的探索和貢獻，是這個文明國家的“天命”所在，那么，無論2008年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還是2009年紀念共和國建立六十年，都是重新發現和領悟現代中國的天命的一次歷史性契機。而全球性金融危機恰好在這兩個重要年份出現，則以巧合的形式向當代中國人昭示，應該意識到中國的文明擔當所在，意識到中國的天命所在，意識到中國的價值道路。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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