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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成為贏家中的一個嗎？

危機之后,誰是贏家?

全球經濟正在發生巨大的結構性改變。全球經濟金融主導力量自西向東的轉換將持續數十年,現在這一轉換已經給全球經濟帶來了深遠影響。當前最引人注目的是國際上對人民幣問題的炙熱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太平洋兩岸的兩個國家的政府高層均親身上陣,中國政府高層積極捍衛當前的人民幣匯率,美國會議員要求人民幣匯率重估,揚言將給中國貼上操縱匯率標簽并實施貿易制裁。

在我們看來,人民幣匯率重估不會改善美中貿易失衡——而且人民幣一次性升值5%或10%也不會扭轉失衡。鑒于中國制造成本低,生產效率高,很難預期匯率調整能夠讓美國商品在成本上具有競爭力。因此,對于泰國、馬來西亞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而言,和中國在產品成本上的激烈競爭確實是一個問題。這邊是美國為巨大的低成本中國制造而心煩意亂,那邊是中國正在強調中國制造要轉變為以質取勝。當然,這也是美國應該關注的重心。

我們相信,中國在調整經濟結構的過程中,將會采取人民幣漸進升值的匯率政策。這一立場有望給美國以安慰,避免美國大范圍滑向有害的保護主義。人民幣重估和最終國際化只是全球經濟金融主導力量轉換過程中的一個因素,估計四分之一個世紀后,這種轉換將使中國重返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

全球經濟金融主導力量的轉換中有贏家,自然也會有輸家。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能夠將一國貨幣當作其宏觀經濟狀況的一個指標來看待,那么,反對人民幣走強的意見將隨著中國最終成為——我們認為中國定會成為——贏家中的一個,而自行化解。同時,美元的價值將取決于美國適應世界新變化的能力。

全球經濟轉換中的贏家可能包括以下幾類經濟體:(1)財力雄厚的經濟體——擁有大額外匯儲備,財政實力雄厚,存款規模大,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卡塔爾,甚至也包括日本(盡管日本的外匯儲備正在迅速減少);(2)自然資源豐富的經濟體,即能源、大宗商品、農業資源乃至水資源豐富的經濟體,包括俄羅斯、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安哥拉;(3)擁有大量人才的經濟體,創新能力強,能夠積極適應變化,美國、英國、日本和德國歷來屬于這類經濟體。盡管他們在此次信貸、金融危機遭遇重創,并且前景還尚不明朗。或許我們可以說,贏家需要具備以下條件中的一個或多個:資金,大宗商品,或創新(英文分別為Cash, commodities, creativity,亦可稱為“3C”條件)。

西方經濟體面臨資金挑戰

世界經濟剛剛經歷了二戰以后最嚴重的下滑。究其根源為世界經濟的失衡,發展中經濟體的過剩儲蓄“倒流”至西方經濟體(特別是美國、英國和西班牙)。美聯儲在高科技泡沫破滅后相當長的時間內,維持過低的利率水平,并且由于“道德風險”的問題,讓投資人產生風險有人擔保的錯覺,由此制造出廉價信貸以及由債務推動的建筑和消費熱潮,這些經濟體中消費者的投資和消費欲望空前膨脹。一些金融服務業領域推波助瀾,致使大面積發生不為風險定價和缺乏信貸管理的情況。很多項目杠桿比率過高,沒有足夠的流動性,加之金融監管未能充分地對金融機構進行監管,最后一個原因是股東未能對賬戶進行較好的約束,終于導致了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的爆發。

以事后的眼光看來,所有這些問題早已十分明顯地暴露出來。長期的過度投資——尤其是房地產業,還包括其他很多行業的過度投資,催動經濟以超出自然的速度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導致投資的混亂無序。在這一過程中,事故隱患越釀越大。當其最終爆發時,已然大到難以收拾,尤其是那些毫無準備跌入危機之中的經濟體,比如在經濟繁榮時期欠下大額財政赤字的英國。

但這并不意味著,人人都在危機的沖撞中遍體鱗傷甚至死亡。運行良好、投資理念保守、流動性狀況佳的金融機構挺過了危機,甚至在危機期間仍做出不俗的表現。一些經濟體,如中國、印度、印尼、加拿大、澳大利亞和香港以非常好的狀態走出危機,體現出有效的政策引導和得當的監管發揮的作用。同樣地,也有相當一部分金融機構和市場經受住了考驗,安然渡過危機。例如,盡管股市出現大幅波動,但交割和結算系統經受住了風暴考驗。

下一個階段,全球經濟將迎來復蘇。復蘇勢頭的強弱將取決于基本面。很多西方經濟體的基本面依然脆弱。美英和其他經濟體需要做的是約束財政赤字,最終終止寬松的貨幣政策,重建破碎的金融服務業等努力,這必將是一個長期、痛苦、低增長的過程。不幸的是,美國由債務推動的繁榮也帶動了中國等經濟體的繁榮。如果離開了美國經濟的繁榮,很多新興經濟體很難再現2007年的高速增長。西方經濟體(除德國外)需要減少支出,加大儲蓄。東方需要加大支出,減少儲蓄。財力狀況決定了經濟表現的不同。未來五到十年,如果部分基本面薄弱的西方經濟體發生主權債務違約,我們不會感到吃驚。

中國能夠繼續保持支出增長,這既包括政府層面的,也包括消費者層面的。盡管有人擔心私人消費不積極,但中國零售額仍以年均15%以上的速度增長,并且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達到5-10%。中國企業繼續投資擴張,這一點在德國對華出口中有所體現。2009年德國對華出口同比增長7%,主要為機械類出口(汽車和汽車配件出口增長達到18%)。中國政府支出繼續擴大,最近兩年,中央財政教育、醫療和社保支出占GDP的份額持續上升。盡管投資和政府支出對2009、2010兩年的經濟增長起著主導作用,但我們預計,從2012年起,消費將開始與政府支出一道發揮引領作用。其他經濟體顯然不是這種情況。很多西方奢侈品公司向中國進軍,尤其是二線城市。同時,中國在非洲、亞洲,和其他自然資源豐富地區的投資在不斷擴大。或許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快速增長開始終結。

另一個坐擁巨額財富的經濟體群是海灣國家,隨著國際油價保持在80美元附近,海灣經濟體的財力迅速積累。盡管迪拜出現一些房地產方面的問題,不過這一地區在危機后著手將大量財力用于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投資保持高速增長,以促進該地區經濟轉型。沙特需要為快速增長的人口提供大量工作機會。2009年12月阿布扎比推出一項計劃,將斥資680億美元用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與中國的一些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一樣,部分項目今后可能不會帶來經濟收益,但我們相信這會為未來的經濟增長提供堅實保障。而且,很多此類基礎設施有益于提高這些經濟體以及他們鄰近經濟體的新陳代謝速度。

隨著新興市場經濟體將財力用于國內建設,將富余資金投入到印度等有吸引力的市場(或投資于非洲農業),能夠投入到西方國債市場的資金可能會減少。對現金流緊張的西方經濟體而言,提高融資成本或許是另一個挑戰。

大宗商品市場將進入超級消費周期

如我們多次重復,東方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對“物”的消費的增長——人們開著買的第一輛車,行駛在新修的高速路上,買第一套住房,使用第一套白色家電,第一次乘飛機出行,入住新建的酒店,等等。對很多人而言,這種增長意味著從一天只吃一頓飯增加到三頓,飲食中增加更多肉類。所有這些活動正消耗掉巨量的自然資源。我們經常說,人們可能低估了中國發生變化的速度和幅度。不過話說回來,要讓大多數人明白中國這個未來二十年還會有3億人從農村遷入城市的國家正在發生的事究竟意味著什么是非常困難的——更不用說這一進程發生的過程中其對銅、水泥、鋁等原材料的消費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我們看來,對于某一種單個資源來說,前景是不確定的(比如,頁巖氣如何影響煤炭和原油消費以及定價),并且商品價格走勢可能充滿波動,在此我們不在這個方面展開討論。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未來數年,隨著成千上萬人的財富增加,世界將要進入一個超級增長周期,大宗商品市場將進入一個超級消費周期。有估算數據表明過去幾年9000萬人陷入貧困,這很容易讓人忘記過去十年隨著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9億人擺脫了貧困。

大宗商品消費受到西方經濟增長放緩或者衰退的影響會有多大?并不會很大。1998年到2008年期間,中國對鉛和鎳的消費增量高于全球市場對此兩種金屬的消費負增長,對銅、鋅、錫和鋁的消費增長貢獻了全球消費增長率的70%,對煤炭的消費增長占全球消費增長率的60%,對原油的消費增長占全球消費增長率的40%。自1998年以來,全球原油消費增長率中70%是由中國、俄羅斯和海灣合作委員會經濟體(GCC)拉動的。

除了我們提到的海灣合作委員會經濟體,這一領域的大贏家還有望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和巴西(或可稱之為CARBs?)。我們沒有包括印尼,因為印尼經濟發展非常迅速,自身消費了大量的煤炭和其它能源,而沒有用于出口——這是經濟成功的代價。當然,隨著目前印尼民主制度初具雛形,我們非常看好印尼經濟前景,并且相信這個國家很有可能在2010年內獲得適宜投資級的主權信用評級。

資源類經濟體的前景存在差異,并且他們的經濟增長也不純粹依靠商品。但是,豐富的自然資源儲量為他們提供了一項收入來源,增加了選擇的機會。巴西的前景尤其明亮,這個經濟體的中產階層正逐步形成,帶動著消費,過去十年的發展成果正在令這個經濟體全面受益。加拿大的經濟前景也顯得不錯,加拿大幾乎是西方經濟體中唯一一個金融體系未在金融危機中受到影響的經濟體,該國央行和財長因此享有良好的信譽口碑。毫無疑問,加拿大在融資利率和利率政策的調控方面將會受益于此。與英國等其他西方經濟形成鮮明的對比,加拿大正在試圖減稅以刺激經濟、鼓勵投資,商品資源優勢為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以實現更大的飛躍。

水也是關鍵資源之一。沒有充足的水分,很多商品的生產——不只是農業,也包括能源和金屬行業——不可能進行。智利的銅礦依靠135公里外水處理脫鹽設備用泵抽水過來。隨著氣候變化對國家的影響,很有可能出現對商品生產甚至價格的膝跳式反應。澳大利亞對于這些風險比加拿大、俄羅斯或巴西更為脆弱。

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

那么,像英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有希望?這些經濟體以前由于政府和個人的一貫揮霍而債務累累,銀行體系受損,經濟受到嚴重沖擊,并且幾乎用盡了大部分自然資源。我們相信,盡管如此,希望還是有的。因為危機后贏家的最后一個特征是擁有革新和創造能力。而且實際上,創新能力可能是所有稟賦中最重要的。

世界新秩序的一個特征——大量人口涌入勞動力大軍,勞動生產率極大改善,持續的全球化——將會使革新和創造獲得更多報酬。兩百年前的數千名音樂家能夠賺取較為可觀的收入,最偉大的音樂家的收入來源僅限于他們實際接近的聽眾身上。現在,世界一流的樂隊通過全球發行CD、MP3等音樂作品,享有不計其數的收入源頭。英超主宰著英國足球,坐收全球電視轉播收入。幾支歐洲球隊占據全球足球收入的大部分。球員獲得天價收入,最棒的球員幾乎都在為頂級俱樂部效力。又如在時尚產業,品牌的不同意味著價格的天壤之別。而且,在中國這類市場的巨大成功可以彌補西方經濟衰退的影響。幾乎可以斷定,世界發展的下一個階段,將會是從“做”(doing)到“造”(being)的轉變——“做”的價格正在日漸萎縮,而創新的收入正與日俱增。

因此,創新的回報會越來越大,而且更為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這將給西方國家政府帶來挑戰,因為國家內部“贏家”和“輸家”間的收入差距會拉大。創新的類型是多種多樣的,無論英超球員、投行家,或是企業家,他們一旦離開,也會帶走一堆工作機會。平衡國家對他們的吸引力和社會凝聚力將會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當前,西方,尤其是美國和英國,仍然具備制度和基礎設施以期憑借創新獲得成功,例如目前全球領先的高校主要集中在英美兩國。但是,情況正在發生改變,尤其是中國的工程和其它科技學科正在迎頭趕上。在專利權方面,日本和美國仍然領先,但中國也在迅速追趕。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和英國面臨的挑戰還會繼續——要么像英國(從專利統計上看)那樣,開始將研發和智力植入創新產品或服務。可是,仍然不明確一些西方政府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當前英國政府正在削減重大基建項目支出,抨擊培育出大量創新人才的精英教育,以創新成功的代價來保障稅收。而加拿大的做法與其形成鮮明對比,通過減稅,其將更多資源導入最優秀的大學。中國政府的教育投入在快速增長的GDP中的份額也在不斷上升。

新加坡和韓國均實現了經濟轉型,目前正在通向繁榮的道路上更多地關注創造力和革新。新加坡正在尋找新的“通用技術”,韓國正著力于成為新型能源的領導者。英國在后一領域有著慘痛的失敗經歷——韓國正在積極尋找獲得英國位于世界尖端的融合技術的機會,并使其商業化——而英國未能找到投資,可能將來也不會找到投資。

看起來部分國家已經得到這些制勝的法寶,從而獲得一個或多個領域的制高點。以卡塔爾和阿布扎比為例,他們抓住全球金融危機的時機,將憑借自然資源取得的財富,運用于建設人力資源,以便沿著創新的道路走向經濟的成功。目前斷言它們會否實現這一愿景為時尚早,但成功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前人才的所有者將再投資于人才、積極地挽留住人才,還是袖手旁觀,任憑他們邁進別家的門。

未來幾年無論對已走出危機的國家,還是對尚顯疲弱的國家而言,都至關重要。一旦做出發展經濟的錯誤選擇,將致使部分經濟體原有優勢喪失殆盡,而正確的抉擇將彌補先天不足。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很好地利用手中的資金、資源優勢,或者更重要的,創新人才的優勢。惟此,才能立己于不敗。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