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場化與銀行業的未來
時間：12-06-25 來源：
利率市場化與銀行業的未來
作者：蘇安
在1983年元旦，時任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杰拉德·科里根（E Gerald Corrigan）在該行刊物上發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小論文，指出只有銀行（專指商業銀行）同時具有 1）為非銀行經濟主體提供結算賬戶；2）是經濟體系中流動性供應的本質性源泉；3）是貨幣政策的波及媒體等這三大宏觀特征，從而享有其他經濟主體沒有的“特權”，但作為代價，銀行要履行公共義務和承擔起社會責任，這必然意味著相應的監管。
科里根其后轉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輔佐美聯儲主席沃克爾執行了極為嚴厲的利率型緊縮政策以抗擊嚴峻的通脹。也正是沃爾克同時推動了美國金融放松管制的新時代的到來，其開創的改革潮流為后來格林斯潘和克林頓時期的繁榮打下了基礎。1980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美國金融業的飛速發展無疑受益于這些精英官僚推行的改革措施為民間帶來的活力，但改革也伴隨著廣泛的金融商品復雜化，大規模的銀行合并，銀行經營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
到了2000年，供職高盛的科里根回顧了當年的那篇文章，指出無論金融業和金融工具的形式或手段如何變遷，銀行的這三大特征沒有任何改變，它們還是特別的存在。其他機構一旦具有這三大功能，即便不叫銀行，都必須受到跟銀行同樣的約束。然而諷刺的是，正是以他東家為代表的金融機構沒能得到有效的約束，加深了金融海嘯的爪痕。奧巴馬求助于科里根的老領導，提出了所謂的“沃爾克規則”加強對銀行的管制，希望能亡羊補牢。但沃爾克本人肯定沒想到近30年的輪回竟然是這種結果。
當年美國金融改革的重要背景，或者說時代要求毫無疑問是臭名昭著的高通脹。沃爾克口頭上用弗里德曼的貨幣數量理論封堵議會的政治壓力，實際上通過克里根掌管的紐約聯銀調高利率來抑制通脹。高通脹和高利率環境這一現實問題帶來的痛楚也讓美國反省其利率管制，作為化解危機的對策，利率市場化，證券化等改革法案迅速的得到通過。在克服了國內S&L危機和外部中南美金融危機后，美國迎來了又一次長期繁榮。而另一個經濟大國日本的利率市場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基本上乏善可陳，銀行體系和日元國際化也不如人意，帶給我們更多的是教訓。
日本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實際上開始時期也很早，但與美國不同，更多是實物面的變化推動。即日本經濟從高度成長期向低速發展過渡時經濟中的資金流向發生改變，引發了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因盈利環境的變化帶來的本能性改革需求。比如“市場行為倒逼利率改革”，80年代越發嚴重的“民業壓迫”批判。但它沒有美國當年那種強烈危機感，市場和管制當局的摩擦也沒有那么嚴重，改革進程也就緩慢。到了1980年代，利率市場化全面展開，但其后就遇到了泡沫經濟。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研究干脆就說是日本政府的改革措施給了銀行更多選擇高風險經營的誘惑，重視短期利益的近視眼經營者抬高了整個銀行體系道德風險，泡沫經濟破滅就帶來嚴重的不良債權問題，所以日本當年應該限制銀行的利率競爭。
但是日本著名的金融學者堀內義昭等人指出這不過是美國人對日本經營風土不了解帶來的誤判，因為日本的銀行不存在美國那種股東控制銀行經營權的模式，經營者不存在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壓力，所以斯蒂格利茨的論斷前提是錯誤的。堀內教授通過對商業銀行主要貸款對象的變化進行分析后，指出日本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不是利率市場化等改革措施的產物，而是銀行經營者的權力過度集中和日本一直存在的保護性金融行政的弊端沒有與利率市場化同步改革帶來的惡果，因為銀行通過和企業的交叉持股避開了資本市場對權力的監督，而行政保護使得銀行業本該發生的競爭被抑制。
最近日本央行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達成同等的長期社會厚生效果時，自由放任型銀行體系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是社會計劃型銀行體系的3倍。缺乏監督的銀行系統對界限費用的過小評價會導致個別銀行更加小看自身的界限費用導致資產負債表過度擴張，其累積效果往往是無法預測的金融危機。由于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改革動機和具體情況，美國和日本的經驗無法一概而論。重要的是美日教訓的共同點都在于科里根總結的那三點，在改革初期的制度設計階段就沒有得到清楚的認識和應對。例如存款保險，可以是對改革風險的對沖措施也可能成為銀行怠慢風險管理的誘因，任何改革措施都以解決既存問題為出發點，也毫無例外的引發新的問題。最終銀行的未來不在于其經營形態，產品設計，或者是經營者對盈利水平的貪欲，而在于那三點特殊性是否能有效的發揮。
——摘自《21世紀數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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