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運真正“回家”
時間:12-07-30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奧運真正“回家”
時隔64年,奧運又將在倫敦舉行,名義上,八年前那屆可以算是回家,但假如我們更注重實質,這次才更配得上“回家”一詞,無論是作為一種現代生活方式的大眾體育,還是有著嚴謹規范、體現著“費厄潑賴”精神的競技項目,乃至現代奧林匹克這樣的定期集體競技盛宴,英格蘭都不愧為其發祥之地,即便到今天,以參與體育活動的比例、熱情和強度而言,英格蘭仍是首屈一指的體育大國。
相比之下,古代奧林匹克其實并無特別之處,不過是古代尚武民族中常見的比武大會兼戰爭祭祀罷了,競賽項目亦無不與戰爭有關,都是些古代戰士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唯一比較特別是鐵餅,只有這個不太起眼的項目,還在孤獨地維系著現代奧運與希臘傳統的一絲聯系。
至于奧運與和平的聯系,也已被發現只是個現代神話,所謂大賽期間的停戰,史料上說的只是軍隊會允許參賽戰士去參賽,并且沿途得到通行便利,實際上,舉辦古代奧運的通常是那些在最近戰爭中獲勝、擁有了某種霸主地位的城邦,奧林匹克是他向其他城邦炫耀實力的手段,他們通常會借大賽之機訂立盟約,并商定下一場戰爭的時間;假如你親臨現場,目睹開幕式上為戰爭勝利感謝宙斯而舉行的犧牲獻祭的血淋淋場面,是絕不會將它與和平聯系到一起的。
現代人心目中圣潔、高雅、純粹的古代奧運,是顧拜旦等現代奧運倡導者美化虛構的結果,他們之所以非要把體育和奧運的傳統追溯到希臘,無非是因為在那個理性與啟蒙的時代,希臘儼然已是文明、理性、科學和藝術的圣殿,要證明自己提倡的是好東西,最好都將它與某個希臘元素掛上鉤;希臘確實擁有高度繁榮的科學與藝術,但把古代奧運視為與現代體育類似的東西,其實有點一廂情愿。
其實,這種美化和虛構,是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幾個世紀中西方知識界重建其精神傳統努力的一部分;對古代智慧的再發現像一股甘泉,適時澆灌了中世紀后期的理性復興這棵幼苗,然而“復興”和啟蒙一旦成為運動,被樹為旗幟的希臘傳統就難免被過度美化和神化,正如中世紀傳統會被過度貶低和丑化一樣。
世界歷史上,在出現集權政府和文官系統之前,人類社群之間處于無休止的沖突之中,習武和比武是古老而普遍的傳統,直到大型農業帝國建立,才出現了長期的和平;但農業國家也總是面臨著周邊游牧民族的不斷騷擾和入侵,許多農業國的歷史就是不斷被游牧民族征服的歷史。
凡勃倫曾在《有閑階級論》里指出,那些作為游牧征服者而統治農業國的貴族階層,常會保留一些他們的文化元素,特別是尚武習俗,以便與被征服者拉開身份距離,同時也時時提醒后者記住雙方的差異,這一觀察頗有些道理,比如除了定期比武大賽之外,古代君主和貴族還會為自己保留大片草場、森林、苑囿(比如中國的禁苑制度和英格蘭的森林法),作為皇家獵場,在各大文明中,季節性的圍獵活動都是象征君主權力的重要儀式性活動。
在集權農業帝國,尚武已成為一種儀式和身份,而在權力分散的封建國家,尚武對于統治階層仍有著現實意義,特別是在封建早期,貴族的權力和地位的維持,仍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個人武力,領主們一生的很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帶兵行軍、巡視、平定叛亂和相互交戰之中,而且那時的軍隊規模都很小,也沒有多少大型火器,騎士們的個人能力就顯得很重要。
盡管體育的起源離不開尚武傳統,但從尚武傳統中發展出競技體育,還需要其他一些要素的加入;首先是公平競賽的精神,這種精神的要義,不僅僅是出于現實利益考慮而對行為規范的遵循,而是將規范本身視為一種價值,賦予其神圣性,對規范的恪守已成為廁身于貴族階層所必需的人格稟賦,所謂的騎士精神,便蘊涵了這一標準。
十四、十五世紀的百年戰爭和玫瑰戰爭時代,被許多歷史學家視為騎士精神的巔峰期,這一時期,一方面社會十分動蕩,但同時,關于領地、繼承權和封建義務的整套權利和契約觀念已深入人心,封建早期那種機會主義行為受到鄙視;在此背景下,一位貴族的利益前景,除個人武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與其同儕建立聯盟和契約關系的能力,而對方是否愿意與你結盟、結盟后是否忠誠,又取決于你在對待契約義務和盟友方面所建立的個人和家族聲譽。
有了尚武習俗,又有了騎士精神中所蘊涵的公平競賽原則,還不足以產生競技體育,要完成從比武到體育的轉變,需要一次移植,以去除其中的戰爭和實用性元素,這一轉變,發生在騎士時代過去之后,對騎士精神的追尋和儀式化復興之中;到都鐸朝,貴族階層在此前的長期戰亂中已傷亡殆盡,隨著步兵和火器的大量使用,重甲騎士乃至個人武力在戰爭中已無用武之地,然而殘余的貴族們仍想表現他們祖先的騎士精神。
所以,雖然長槍比武早已存在,但變成一項規則、程序、場地、器具規范嚴謹的競技項目,并在整個貴族圈內大行其道,是16世紀的事情,英王亨利八世因此而重傷且遺疾終身,法王亨利二世直接死于賽場,沒人因此而受懲罰;也是亨利八世,把網球發展成了一個規范的競技項目。
最后,要讓競技體育從貴族消遣變成大眾運動,還需要一個條件,那就是貴族對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引領和全民對貴族精神的仰慕和模仿;在英國,從封建依附關系瓦解、現代市場制度建立、社會流動性提高、權利趨于平等化的整個現代化過程,貴族階層始終處于積極參與的狀態,并且該階層的開放性使得它能夠不斷吸納成功者、新貴和精英,正是因為這樣,傳統價值觀才得以延續下來。
相反,假如現代化的過程是以貴族的失敗和被推翻來實現的,像法國和俄國那樣,可以想象,他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傳統元素,都將在革命過程中遭到唾棄,那樣的話,現代競技體育至少不會以我們所見到的方式發展起來。
實際上,整個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面貌巨變,都可以理解為一個貴族與平民之間的一次和平競賽:每個平民都希望自己能活得像貴族一樣體面和尊嚴(前提當然是他們認為貴族的確是體面和有尊嚴的),因而努力讓自己和孩子們像貴族一樣接受教育、參加體育運動,表現得健康積極而富有理性,能自我克制、謹守規范、愿賭服輸,能成為合格的紳士而躋身上流社會,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追求自己的理想、發展自己的事業,而面對平民和新貴的競相涌入,貴族們更要拼命證明自己當得起祖先的榮耀和自己的身份。
正是這樣的和平競賽,而不是革命與顛覆,使得社會逐漸變得開放和流動,上下階層趨于融合,最終形成了如今占人口大部分的中產階級,同時,貴族傳統逐漸下沉而成為高雅文化,古代騎士精神以公平競爭、企業家冒險精神、自我克制、婦孺優先、樂心慈善等的新型價值觀體現在現代倫理之中,競技體育只是其中的一個賽場。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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