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劉樹成：
時間：12-09-26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專訪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劉樹成：
“中國未來五年潛在經濟增速在8%-9%之間”
三季度即將過去，中國經濟是否觸底回升的討論又開始升溫。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超預期回落，既不能反應過度，也不能掉以輕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劉樹成對本報分析，“這不僅僅是宏觀緊縮政策下短期的周期性回落，而且反映了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的下降。”
根據劉樹成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的30余年中，我國經濟的趨勢增長率大體處于8%-12%的區間內。“全國總體上看，雖然潛在經濟增長率要下降，但中西部地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空間還很大，經濟發展還處于較快增長階段，這有利于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過程中的平滑化。”劉樹成指出。
劉樹成預計，未來五年中國潛在經濟增速在8%-9%之間。2012年預計回落至8%左右，而2013年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小幅回升至8.3%-8.5%左右。如果2013年回升力度適度而不過高，那么，2014年仍有可能繼續微幅上升。
未來五年潛在經濟增長率
在8%-9%之間
《21世紀》：您如何看待今年的整體經濟形勢，您認為經濟下行的原因是什么？
劉樹成：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超預期回落，既不能反應過度，也不能掉以輕心。“反應過度”就是主張大力度放松宏觀調控政策，而剛剛沉寂一段時間的中國經濟崩潰論、中國經濟危機論、中國經濟硬著陸論、中國經濟滯脹論等說法又浮出水面；“不能掉以輕心”就是要認真分析經濟增速明顯回落的各種可能原因，有針對性地采取各種措施，避免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保持經濟更長時間的平穩較快發展。
從原因來看，我國經濟增速的進一步回落是由多方面原因交織在一起造成的。有外部原因，國際上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還在不斷發酵。有國內原因，我國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結果，主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結構調整的結果；也有要素供給（資源、環境、勞動力等）約束強化，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的原因。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經驗來看，每個五年計劃或者五年規劃之后的第二年，又趕上各級領導班子換屆之年，我們可以稱之為“雙重推動年”，除1997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之外，其他的“雙重推動年”往往容易出現經濟過熱或者是經濟回升比較大，所以今年的情況確實比較特殊。
《21世紀》：在您看來，今年出現的經濟增長放緩，不僅僅是宏觀緊縮政策下短期的周期性回落，而且反映了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的下降。那么，您如何預估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率？
劉樹成：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以近兩位數高速增長，現在進入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的新階段。
準確計算潛在經濟增長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而且，在宏觀調控實踐中這也是一個經驗把握問題。我們課題組曾根據我國1978-2009年GDP增長指數，利用HP趨勢濾波法，計算得出濾波后的趨勢增長率。計算表明，改革開放以來的30余年中，濾波后的趨勢增長率大體處于8%-12%的區間內，即上限為12%，下限為8%。現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時，其上下限是否都要同時下移呢？
我認為，從我國當前實際情況出發，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過程中，其上下限的下移可以不對稱。在最近五年內，在宏觀調控的實際把握中，可以首先將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上限下移2個至3個百分點，即其上限由12%降到10%以內，把握在9%左右為宜，而其下限8%則可暫時不動。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潛在經濟增長率作為一個區間來把握，未來五年內可以把握在8%-9%的區間。
《21世紀》：為什么潛在經濟增長率上限要下移，而下限可以不動？
劉樹成：首先，為什么要把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上限降下來呢？這是因為過去我國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增速往往容易過高。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曾多次出現“大起大落”現象。“大起大落”的要害就是“大起”。因為經濟增長速度過高、過急、過快的“大起”，也會很快產生“四高”問題，即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高通脹，很快造成對經濟正常運行所需要的各種均衡關系的破壞，造成經濟結構的惡化，由此導致隨后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大落”。經濟增速過高，會造成宏觀經濟效率損失。實踐表明，在我國，經濟增長率沖出10%，就會使經濟運行出現偏快或過熱的狀況而難以為繼。現在，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人口紅利逐漸減少的因素出發，從資源、能源、環境等約束不斷強化的因素出發，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上限首先應該降下來。
再者，為什么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限8%可以暫時不動呢？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近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已難以持續，但從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看，在現實經濟運行中，經濟增長率8%應該是一個基本底線。如果低于8%，經濟運行也會遇到一系列問題和各種困難而難以持續。
實踐表明，在我國當前，經濟增長率一旦低于8%，就會呈現出各種問題。如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之下，我國GDP增長率分別下降到7.6%和6.6%，給企業生產和就業帶來嚴重困難，使全國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再如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長率降到7.6%，各方面也立即感到或逐步感到經濟下行的壓力。
總的看，在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增速太高，如沖出10%，會惡化經濟結構，造成宏觀經濟效率損失，不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難以持續；而增速偏低，如低于8%，也會惡化經濟結構，造成宏觀經濟效率損失，不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難以持續。因此，應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速。
經濟增長率下移漸變而非突變
《21世紀》：此前，曾經有學者提出，中國經濟增速即將由過去的10%左右降到6%-7%，對此，您怎么看？
劉樹成：是8%-9%，還是6%-7%？這就涉及到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是一個大幅度的突變過程，還是一個可以逐步漸進的過程？
有學者提出，從國際經驗看，二戰后成功追趕型國家在高速增長期之后, 經濟增長率下臺階時，都是大幅下降約30%-40%。我國將在2015年左右，潛在經濟增長率由過去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降幅亦為30%-40%，下一個較大臺階。
然而，我們仔細研究國際經驗可以看到，不同國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資源稟賦不同、國內外環境條件不同等，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可表現為三種不同的情況。
第一種情況，有的國家表現為突變過程。如日本，二戰后，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經濟增長率由原來的年均9%以上，猛降為4%左右。
第二種情況，有的國家則表現為相對平穩的漸進過程。如韓國，經濟增長率由20世紀60-70年代的年均9%左右，降到20世紀80-90年代中期的8%左右，再降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4%左右。
第三種情況，有的國家，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后，在一定時期隨著科技發展等因素的推動，還可能重新上移。如美國，20世紀90年代由信息技術革命推動了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上移。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社會各方面（政府、企業、居民個人等）都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如果經濟增長率過快、過急地下落，有可能引起經濟和社會的震蕩。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蕩，宏觀調控應力求使經濟增長率的下移成為一個逐步漸進的過程，也就是使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平滑化。比如，先由“高速”（10%）降到“中高速”（8%-9%），再降到“中速”（7%-8%），再降到“中低速”（6%-7%），然后降到“低速”（5%以下）等等，分階段地進行。
《21世紀》：那么從中國的現實國情來看，我們是否有條件使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平滑化？
劉樹成：我們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國內需求的回旋余地較大，工業化、城鎮化的縱深發展有一個逐步推移的過程，人口紅利的下降也有一個漸進的過程，應該說，我們有條件使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移平滑化。特別是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各地區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這就為我國經濟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保持一定較快增長提供了的較大空間。以各地區人均收入水平差異來看，2011年，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以人均GDP水平，可以分為以下四類地區：
第一類地區，人均GDP超過12400美元，有3個地區：天津、上海、北京，全都為東部地區；第二類地區，人均GDP近6000美元（也就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5432美元）至9500美元，有8個地區：主要是江蘇、浙江、遼寧、廣東、山東、福建，內蒙古，吉林。
第三類地區，人均GDP在4000美元至5300美元，有14個地區：主要是湖北、黑龍江、山西、湖南、河南、江西，重慶、陜西、寧夏、新疆、青海、四川，河北、海南。
第四類地區，人均GDP不足4000美元，有6個地區：除中部地區1個（安徽）之外，主要是西部地區5個（廣西、西藏、甘肅、云南、貴州）。
按照世界銀行2011年對不同經濟體人均國民總收入的分組標準，12476美元及以上為高收入經濟體，4036-12475美元為上中等經濟體，1026-4035美元為下中等經濟體，1025美元及以下為低收入經濟體。
大體參照這個標準，我國以上第一類地區已接近或基本達到高收入水平，第二類和第三類地區大體處于上中等水平，第四類地區大體處于下中等水平。我國東部沿海的一些地區，隨著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速已逐步下降，而中西部地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空間還很大，經濟發展還處于較快增長階段。
因此，全國總體上看，雖然潛在經濟增長率要下降，但未來發展的空間還很大，這有利于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過程中的平滑化。
GDP三季度觸底
《21世紀》：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過程中，經濟增速的波動態勢將會怎樣？是不是經濟增速一年比一年低？
劉樹成：我認為，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過程中，就年度經濟增長率來說，并不一定是直線下落的，年度間仍會有高低起伏波動。在未來一個時期內（五年至十年左右)，鑒于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特別是鑒于我國長期以來宏觀調控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應該力求使我國經濟波動走出一種鋸齒形緩升緩降的新軌跡，即一兩年微幅回升、一兩年微幅回落、又一兩年微幅回升，使經濟在潛在經濟增長率的適度區間內保持較長時間的平穩運行和輕微的上下起伏波動，這既不是簡單的大落又大起的“V”形或“U”形軌跡，也不是大落之后很長時間內恢復不起來的“L”形軌跡。
具體說，在我國GDP增長率2010年為10.4%之后，2011年回落到9.3%，2012年預計進一步回落至8%左右，而2013年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小幅回升至8.3%-8.5%左右。如果2013年回升力度適度而不過高，那么，2014年仍有可能繼續微幅上升。
《21世紀》：為什么您會預計2013年GDP增長率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
劉樹成：這是從中期內經濟波動、物價變動與宏觀調控三者之間相互關系出發得出的分析。近幾年來，這三者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化，也通過宏觀調控側重點變化的“四部曲”反映出來，即由2007年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作“雙防”，到2008年-2010年的“保增長”，再到2011年的“穩物價”，又到2012年的“穩增長”。
2012年，物價漲幅繼續回落，加之外需不振，經濟增速超預期進一步回落。2012年5月，提出宏觀調控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一系列相關措施出臺，擴大內需，促進消費，鼓勵投資，推進“十二五”規劃項目的實施，結構性減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存貸款利率等。與2008年至2010年的“一攬子”刺激計劃相比，這次的刺激力度不需要那么大，如果國內外經濟環境不發生重大的意外沖擊，2012年第三季度工業生產和GDP增長率可觸底，第四季度有望進入小幅回升通道，2013年經濟增速有望略高于今年。
《21世紀》：您如何看待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在未來拉動經濟增長中的變化？在出口不景氣，消費又不能快速提升的情況下，您對擴大投資有什么建議？
劉樹成：我的建議是兩個“重在”：第一，重在改善投資結構，選好投資方向。要將擴大投資與轉方式、調結構有機地結合起來。轉方式、調結構不是說說而已，而需一定的投資支持。第二，重在提高投資效率，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發揮民間投資的作用。由此，才能解決好投資“錢從哪里來，用到哪里去”的問題。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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